2006年，袁隆平到北京出差时，特意去看了身体欠佳的华国锋，当时华国锋不太愿见客，但得知来访的是袁隆平时，他立马亲自将他迎进家里。 那次会面，两位老人双手紧紧相握。临别之际，华国锋并未多言，只是铺开纸笔郑重地写下八个大字：“隆平同志：贵在创新”。 这幅字后来被袁隆平放在相框里，摆在了自己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日日相对。 仅仅两年后，华国锋与世长辞。而在他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里，他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为《袁隆平口述自传》写下序言。 他在序中感慨：“如今，他已经是全中国和全世界闻名的科学家了，而我却垂垂老矣！”这份挂念，直到生命的尽头。 这份跨越了近四十年的深厚情谊究竟从何而来？它从那个既充满理想又步履维艰的年代，从三湘大地的红土地上说起。 华国锋这位1949年随军南下的干部，把最好的二十多年光阴献给了湖南。他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领导，而是真正从泥土里走出来的实干家。 主政湖南时他亲自抓农业，带头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至今仍在发挥作用。他对农业的理解来自田间地头的实践，他骨子里信奉一个道理：解决农民的问题必须脚踏实地。 而袁隆平毕业于西南农学院的乡村教师，在那个一边倒学习苏联的年代，却悄悄捡起了被视为资本主义学说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 幸而，当时主席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这些非主流的科学探索撑开了一把小小的保护伞。 袁隆平甚至从《矛盾论》中悟道，坚信水稻增产的奥秘在于其内部的矛盾性，也就是基因。这份科学上的清醒和执着，让他注定要走上一条孤独的道路。 1966年袁隆平的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惊动了远在北京的聂荣臻元帅。一纸公函下发，要求湖南方面支持。 可研究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试验了上千个品种，团队却迟迟找不到理想的雄性不育材料，科研工作陷入了僵局。 1970年，时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代主任的华国锋，在常德主持召开农业经验交流会。他特意点名让一筹莫展的袁隆平上台发言。 袁隆平十分不安，硬着头皮把研究遇到的困难全方面陈述，坦诚自己愧对领导和大家的期望。 他本以为会迎来一顿批评，没想到，华国锋听完后说出了一句让他终生难忘的话：总理经常过问，只管大胆研究下去，有困难随时上报，尽快成功！ 这可不是空话，而是一张沉甸甸的通行证，研究团队的士气大振。 这位从湘阴县委书记一路干上来的领导，在湖南与土地打了二十多年交道，主持修建过洞庭湖排涝这样的大工程，他太清楚农业的命脉在哪里，也太明白一个科研项目在那个年代最需要的是什么。 就在当年冬天，助手李必湖在海南的野生稻群落中找到了那株扭转乾坤的野败。1973年，籼型杂交水稻三系法宣告成功。 然而，从实验室的神话走向全国人民的饭碗还有一道巨大的鸿沟，就是推广。种子数量有限，而农民心存疑虑，没有国家层面的雷霆之力一切都是空谈。 1975年，当湖南农科院的负责人为推广计划四处碰壁、心急如焚时，一封写给华国锋的汇报信被紧急送往了中南海。 雷厉风行的华国锋，立刻召集了农业部和相关领导开会。听完汇报后，他一锤定音，当场拍板了两件大事：拨款150万元支持，同时农业部立即在广州召开南方13省区生产会议，全面部署推广工作。 这一决策，彻底打通了杂交水稻走向全国的最后一公里。可以说，没有华国锋在关键时刻的两次鼎力相助，一次是在研究陷入困境时给予的信任，一次是在推广面临瓶颈时打开的绿灯，杂交水稻的辉煌至少要推迟很多年。 自此，杂交水稻才真正从湖南的一点红变成了燎原全国的一片绿。 信息来源：中科院《华国锋与杂交水稻》 文摘报《华国锋和袁隆平之间的友谊》 方志四川《【特稿】纪念袁隆平，还应该记住两件史实 ‖ 胡新民》 湖南日报《党史上的湖南之最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领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