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中共情报人员袁殊被76号抓获，李士群要他招供，谁知袁殊却一点都不慌，反而一脸淡定的说道：你为日本人办事，我就没有日本的关系吗？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39年秋天，上海滩风雨如晦，一场看似普通的抓捕行动在法租界悄然展开，袁殊，这位表面上活跃于文化界的青年，突然被汪伪特工机关76号带走。 在特务机关里，他被当作关键嫌疑人审讯，审讯室内气氛紧张，特工头子李士群亲自到场督阵，他原以为袁殊不过是军统派来的又一个刺客，面对铁证和酷刑，很快就会招供。 但审讯开始后，袁殊始终神色平静，他没有抵抗，也不否认与军统的联系，只是面对李士群的逼问，他提到自己的身份涉及日本方面，李士群一时不敢妄动，便试探性地联系了日本驻沪领事馆。 电话接通后，日本外务省驻沪高级情报官岩井英一在听到袁殊的名字时情绪激烈，语气极其严厉，李士群接完电话后神情大变，不仅立刻停止了审讯，还命人将袁殊从地牢转移到单间，并安排饭食送入。 他的下属看不懂这突如其来的转变，但李士群已经意识到，这不是一件可以随意处置的事情。 袁殊之所以能引起岩井英一如此关注，并非偶然，早在1931年，袁殊在上海加入中共后，经潘汉年安排开始接触情报工作，他以文化人身份作掩护，多次参与上海左翼书刊的编辑与发行。 在一次偶然的场合中，通过中统内部关系，他被安排与日方接触，以搜集对方情报，他与岩井英一建立联系，并逐渐取得了信任。 此后，他以“文化顾问”身份定期出入日本领事馆，参与“兴亚”类文化事务的筹备和对外交流。 军统方面对袁殊的能力也有了解，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袁殊曾通过岩井公馆的渠道获取到关于日军调动的初步情报，交由中共方面处理，该情报辗转传达至前线，为抗战初期的布防提供了重要参考。 中共组织对他的任务部署始终极为谨慎，从未在电报中留下姓名，始终以代号“启明”进行联络，他本人也极少与中共核心成员直接接触，更多是通过单线交通员传递信息，以防暴露。 在汪伪政权成立后，袁殊受岩井英一安排，被推荐进入汪伪宣传系统，参与对华“和平建设”类议题的文化策划，他借助这个身份继续进行地下工作，甚至协助营救过一批被日方通缉的爱国知识分子。 这些人多数为当时在租界活动的文化界人士，部分人后来成为新中国文教系统的骨干。 在当时的上海，他的名字被同时列在中统、军统和日方的联系人名册上，每一方都以为自己控制了他，而他则始终未曾真正向任何一方效忠，只有中共知道他真正的任务指向。 此次被捕的直接导火索，是他参与了对李士群的一次暗杀策划，军统希望借袁殊对李的熟悉关系，安排一次定点清除，他在行动前与王天木共同制定了接近计划，准备在静安寺路的某咖啡馆实施刺杀。 但就在行动前一日，王天木突然失联，不久后，李士群亲自布置人手，在袁殊到达现场前将其截获，并以叛国罪名羁押。 审讯初期，李士群以为这只是一次例行拷问，但袁殊在谈话中的一句提示引发了他的警觉，才有了后续与日本领事馆的通话。 李士群不敢违逆日本高层的意愿，释放袁殊后命人将所有审讯记录销毁，并在其后对内部相关人员做了口头警告，他虽心中不忿，但清楚在日方明确表示态度的前提下，再动袁殊只会引来更多麻烦，袁殊从76号走出后并未就此停手。 他继续出入日方会议与文宣活动，同时利用在汪伪系统内部的便利条件，将包括物资调度、电台频率调整、日军南进战略等核心情报藏于无数文化材料之中，通过地下交通线传递至重庆与延安。 电报中始终只有“启明”代号，没有提及真实身份，这场在76号内外发生的博弈，不是一次简单的脱险，而是一次针对情报结构完整性的保护。 袁殊并没有依靠威胁或巧言令色，他只是用自己多年来的身份累积，完成了一次反向利用。 他早已将每一个行动都留有缓冲通道，每一个身份都能调动背后的保护机制，他说出的那句话，不是威胁，更不是求援，而是对对方底线的一次提醒。 此后数年间，他仍旧活跃在多方势力交错的上海情报线上，始终未被彻底暴露，抗战胜利后，他的身份一度陷入争议，但随着部分档案的解密与中共方面的接应，他最终在1949年前后平安脱身。 在整个抗战情报战线上，这一事件只是诸多暗战中的一次插曲，但正是通过这些看似偶然的节点，才构建出一套完整的潜伏体系。 他不以个人情绪行事，不凭关系寻求庇护，只用行动证明自己的选择方向，在那个充满危险的年代，他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叛徒，只是一名始终未改初衷的情报人员。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息来源：七一网——隐蔽战线的传奇故事（8）▏袁殊：中共情报史上的“五重间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