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李叔同回国后，在房间挂了一幅日本女子的裸体画，妻子俞氏每次看见都忍不住恶心，可当她得知画中人是谁后，当场痛哭流涕。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天津西南角的李叔同纪念馆里，有一间展厅总是格外安静，玻璃柜里躺着一块旧怀表，旁边是一幅未署名的油画，画中人半裸而坐，姿势自然，神情平和，讲解员轻声说，这幅画是李叔同在日本求学时所作，画上的模特可能姓春山，曾是他的学生。 没有人知道，那幅画的对面，展着一块绣工精致的屏风，牡丹花团锦簇，而在花丛深处，藏着几朵淡淡的合欢，哪怕站得很近，也难以察觉，那是俞蓉的手笔，李叔同的结发妻子，一位在历史中几乎没留下姓名的女人。 俞蓉出生在天津的茶商人家，自幼识字，心思细腻，十八岁那年，她嫁进李家，成了李家的三少奶奶，那是个讲究门第的年代，两家算得上门当户对，李叔同自小聪慧，诗文、书法、篆刻无一不通，却始终不愿接手家族的钱庄生意，成亲不到半年，他就闹着要去考科举，闹得家中鸡飞狗跳。 俞蓉原以为丈夫不过是一时兴起，没想到他竟搬进了无量庵，闭门读书，婆婆急得病倒，她只得一边照顾长辈，一边劝夫归家，李叔同终是回来了，但那种不安分的劲儿却藏在心底，没有熄灭。 那几年，俞蓉学着丈夫的样子，写字、画画，还替他誊抄文章，第一个孩子没养住，她强忍悲痛，一边照顾病榻上的婆婆，一边怀上了第二胎，那时家里常飘着琴声，李叔同弹的是从上海带回来的西洋琴，俞蓉抱着孩子坐在窗下，听得出神。 1905年，李母去世，葬礼刚过，李叔同说要去日本留学，俞蓉没有阻拦，只是抱着三岁的李端站在码头边，目送丈夫登船，汽笛响起的那一刻，她才意识到，这一别可能比想象中长得多。 在东京，李叔同进了美术学校，他学油画、画人体，还登台演话剧，他在信里提过一次，说那儿的画室里有股松节油的味道，还有一个勇敢的模特，信写得含蓄，俞蓉却从字缝里读出了某种温热的情绪。 她没问，只是更用心地教孩子写字、练琴，每逢初一十五，点香拜祖，连婆婆的牌位都擦得一尘不染，她不怪丈夫远行，只希望那片东洋海岸的追求值得。 辛亥年变乱，天津街巷不安，俞蓉把家中仅剩的几件银器送进当铺，换得些许盘缠，她从丈夫寄来的信里发现一个陌生的名字——“淑子”，她起初以为只是普通朋友，直到有一天看到丈夫随信附来的画稿，画上那女子盘坐在藤椅中，面容安宁，眼角却似含笑。 这一年，李叔同已在东京小有名气，他演的《茶花女》轰动一时，那位模特也成了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他没有明确告诉俞蓉，却也没有否认，他只是说：“我在这边过得还好，望你照料家中，” 每天清晨，她起得比谁都早，挑水、烧饭、练字，晚上还要替孩子温课，她从不抱怨，也不流泪，只有在夜里绣花的时候，才会停下针线，望向窗外的月亮，像是想起了什么，又什么也没说。 1911年，李叔同带着一批画作归国，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先在上海落脚，把一个女人安顿在法租界的弄堂里，那是春山淑子，他在日本的模特，也是他在异国的伴侣。 他回天津见家人时，行李里带着一幅油画，画的是淑子坐在藤椅上，光影柔和，神情宁静，他把画挂在书房墙上，像是某种挑明，也像是某种试探。 俞蓉看到了，她没有多问，只是沉默地收起了茶具，把那杯刚泡好的龙井倒进铜盆里，她明白了，丈夫带回来的不只是画，还有一个她永远无法成为的人。 自那之后，李叔同留在家的时间越来越短，后来他再次离开，说是去上海谋事，俞蓉像往常一样替他熨好长衫，缝上新纽扣，还在衣襟里藏了一张符，是婆婆生前留下的，说能保平安。 1921年春，俞蓉南下杭州，她已守了十五年，等来了丈夫出家的消息，虎跑寺、灵隐、玉泉，她一座座找，最终在湖边的一家素菜馆里，看见那道熟悉的背影。 他穿着灰色僧袍，坐在靠窗的位置，低头数着佛珠，她站在门口，手上的包袱没握稳，落地时洒出一包桃酥——那是李叔同最爱吃的点心。 他没有抬头，只是微微一顿，指间佛珠滑落，发出一声轻响，那一刻，俞蓉什么都没说，她只觉得，自己这一生像极了那串佛珠，被命运一颗颗拨过，最终滑进了空落的命运里。 她回到天津后，整个人像是老了十岁，不再热衷绣花、不再弹琴，也不再提起“李三少爷”她把婆婆生前那张藤椅搬到窗下，坐着缝补绣活，苏州来的订单少，她便自己画样，她绣了一幅牡丹丛，花开得热烈，枝叶茂密，可在角落里，她绣了几朵极淡的合欢花，几乎看不出来。 信息来源：《半生红尘，半世空门：李叔同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