嫪毐叛乱后嬴政竟敢迎回太后？一场酒宴如何引发焚书大祸？ 秦王政九年(前238),嫪毐因为秽乱宫闱的行为终于败露,在嬴政往雍(今陕西凤翔)行郊礼时发动兵变,以窃取的秦王玺和太后玺调动卫戍部队及附近地方军进攻蕲年宫。秦王政及时察知了嫪毐的阴谋,果断平定蕲年宫之变,在咸阳一举清洗了嫪毐集团成员数百人。 蕲年宫之变,是秦国历史上规模较大又直接震动王族上层的一次罕见的内部动乱。嬴政果断的处置方式,显示出他非同寻常的政治才具。嬴政因嫪毐政变事涉及吕不韦,不久就宣布免去其丞相之职。秦王政十二年(前235),又迫使吕不韦自杀。嬴政全面把握了国家权力。随后发生了与“太后”亲情关系的转变。 《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齐、赵来置酒。齐人茅焦说秦王曰:‘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裴骃《集解》引《说苑》曰:“始皇帝立茅焦为傅,又爵之上卿。太后大喜,曰‘天下亢直,使败复成,安秦社稷,使妾母子复相见者,茅君之力也’。”秦王政与“母太后”的关系因嫪毐、吕不韦骤然恶化,后来终得恢复正常,由自“齐人茅焦”的劝说。而“茅君”意见得以直接提出,利用了所谓“齐、赵来置酒”的机会。 《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所见“齐、赵来置酒”,其实正确的标点方式应当为:“齐、赵来,置酒。”《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即写作:“(秦王政十年)齐、赵来,置酒。” 《六国年表》同栏记载了公元前237年“齐、赵”两则“入秦,置酒”的记载,即齐王建二十八年“入秦,置酒”与赵悼襄王八年“入秦,置酒”事。前者又见于《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阳。”可知“入秦,置酒”,是接待者秦王“置酒”。 秦统一后“始皇置酒”故事,又有《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所记载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始皇置酒咸阳宫”。当时发生了关于国家政体选择的重要的御前争议。 关于是否应当如淳于越所说,“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严厉斥责淳于越发表的“愚儒”之说,随即又提出了史称“焚书”的建议:“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李斯的这一建议得到了秦始皇的批准:“制曰:可。” 《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极其重要影响的“焚书”决策的直接条件,是“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秦王朝以“置酒”方式召集的群臣会面和朝廷政议,因所形成决策的重大文化影响,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 嬴政通过两次“置酒”完成了政治形象的重塑与文化政策的转向。嫪毐叛乱后，他借齐赵来使的外交场合，采纳茅焦“天下为事”的谏言迎回太后，既修复母子关系，又消解诸侯对秦“不孝”的非议，展现出超越私情的政治成熟。而咸阳宫酒宴上，淳于越“师古”与李斯“尊今”的辩论，最终演变为焚书决策——这一旨在消除私学非议、巩固中央集权的文化清洗，虽短期内强化了统治，却以牺牲思想多元为代价，埋下秦亡的隐患。两次酒宴，前者以柔化手段维护国际形象，后者以强硬姿态推行文化专制，共同勾勒出嬴政从权谋家到集权者的蜕变轨迹，也折射出秦帝国在统一进程中实用主义与文化断裂的深层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