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名叫刘铁骑，是位落难子弟，父亲刘青山，1952年因巨额贪污被处决，彼时他年仅六岁，还有两个幼小的弟弟。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年少的刘铁骑迅速成长。
刘青山曾为新中国建设做出过贡献，他后来染上了特权思想，长期借故休养，霸占着高级住宅，工作懈怠，生活奢靡。他挥霍公款购置豪车，与不法商人勾结，贪污巨款，甚至挪用救灾款项，严重败坏了天津地区的社会风气。最终，一位老党员李克才挺身而出，冒着风险举报了他的恶行。
李克才的举报信直达中央领导人案头。当时，也有人为刘青山等人求情，毕竟他们都是老革命。最高领导人深思熟虑后认为：国家刚刚成立，就发生如此严重的贪污案，不严惩不足以平息民愤，不严惩不足以警示那些心怀贪念的官员。
于是，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被公开宣判死刑，立即执行。这一举动不仅震慑了贪腐分子，更彰显了国家法规的庄严，也让民众看到了执政党的决心，巩固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威信。虽然说此举带来了二十年的清廉之风的说法略显绝对，但其震慑效果和深远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
刘青山犯下大错，但他的三个年幼的孩子是无辜的。组织对刘青山的家人给予了人道主义关怀，孩子们和母亲范勇都获得了生活补助。从1952年开始，刘青山的两个大孩子每月都能领到15元钱，足以维持基本生活。1961年遭遇自然灾害时，国家还提供了额外的救济。1962年，刘铁骑升入高中后，生活费提高到每月20元，一直持续到1970年他大学毕业。即使1954年范勇改嫁导致补助一度中断，省级部门也迅速介入，恢复了补助。尽管父亲犯下大错，孩子们的生活依然得到了妥善保障。
组织的关怀还体现在教育和就业方面。刘铁骑1965年以优异成绩高中毕业，尽管他的家庭背景备受关注，北京石油学院仍然决定录取他。而他的两个弟弟则经历了更为曲折的人生道路。刘铁甲高中未毕业便回家务农，后来在东北地区从事编织筐子的工作，直到1976年才转行成为石油管道工人。刘铁兵虽然高中毕业，却也选择了务农，由于父亲的问题，他未能参军，最终只能到煤矿工作，后来才调回老家安国。
刘铁骑1970年大学毕业后，在抚顺的一家石油厂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1975年调到廊坊石油天然气管道局。他与妻子刘继先相濡以沫，妻子坚决反对“出身论”。他们养育了一儿一女。退休后，刘铁骑担任企业副总，生活优渥。他们的子女也都有稳定的职业，过着平静安定的生活。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掀起了一股为冤假错案平反的浪潮。刘青山的三个儿子也动了为父亲翻案的念头，他们特地找到了当年的举报人李克才。李克才当年举报刘青山，完全是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与刘家并无私怨，平时还经常关照刘家兄弟。听到他们想翻案，李克才老泪纵横，语气坚定地说：“孩子们，你们父亲的案子，确实没有冤枉他！这个案子，翻不了！” 的确，刘青山的案子证据确凿，与那些捕风捉影的冤假错案完全不同。如果为他平反，后果不堪设想。
刘青山的子女们克服了家庭的阴影，融入社会，并赢得了尊重。刘铁骑自嘲是“名人”之后，表示自己受到了周围人的尊重和朋友的支持，从未感到自卑。社会对他身份的好奇或尊重，反映了新中国在制度和观念上摒弃了封建社会的株连制度。刘青山的后代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是历史的幸运。
刘青山案不仅是新中国反腐的开端，也体现了执政党治国理政的独特方式。一方面，它强调了法律的权威，不容挑战；另一方面，它对刘青山的无辜子女给予了人道主义关怀，确保他们健康成长，避免了不必要的株连。对刘青山子女的关怀主要源于组织的安排和领导人的关注，而非完全制度化。这种将严厉打击贪腐与对无辜者的人文关怀相结合的做法，在新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既告诫了滥用权力的者，也展现了国家对无辜者的关爱。这种双重信号对社会风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提出了如何在制度层面平衡“惩治罪恶”与“保障无辜”的问题，使其不因人而异，不因时而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