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庆，澳门一条小巷，他紧握着收音机，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心里紧张万分。
那是1949年的国庆日，在澳门一条偏僻的街道上，包惠僧先生紧紧攥着收音机，当他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广播时，手心里全是汗。28年前，他还是位年轻的共产党员代表，参与了在上海南湖的秘密会议；十多年前，在南昌，一场大病让他错过了转移，被白色恐怖笼罩，为了活下去，他被迫离开了组织。如今，他提笔写下了一封电报：“希望能回归队伍”，这封电报送到了中南海，毛主席批示了四个字：“给同志一个交代”。
大革命失败后，南昌起义的队伍西撤，身患重病的包惠僧被留在了城里。枪声停止了，追捕开始了，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为了生存，他变卖书籍，换取微薄的粮食，内心充满恐惧，看不到希望。国民党特务盯上了这位“一大”代表，抛出参议员、户籍主管等虚职，既能宣传“中共元老回归”，又能方便控制他。他屈服了，照办一切公文，却无法掌握实权，行动时刻被监视。白天，他在南京的礼堂为士兵宣讲“三民主义”，晚上，他独自一人关上窗户，听着隔壁收报机发出的“嘀嗒”声，心中如同被针扎一样痛苦。那段时间，他活着，却像漂浮在空中一样虚无。
三大战役结束后，南京的高层官员纷纷收拾行囊，包惠僧带着妻儿，拿着去澳门的船票，逃到了南湾。钱很快就花光了，孩子连学费都交不起，这时，他看到街边报亭里贴着《人民日报》的号外，上面写着“北平和平解放”几个大字。他久久地站在那里，嘴角忍不住颤抖，回想起当年周恩来递给他香烟的情景，他决定再次写信，表达自己的归心似箭。电报发出去后，他自称“身体虚弱，希望能尽力为国效力”，既表达了决心，又寻求生存的希望。周恩来收到电报后，派人回复：可以回来，但需要说明过去的一切。包惠僧明白，真正的考验在北京。
他在旅馆里把自己关了起来，用旧公文纸写了一份长达三万多字的检讨，开头就写道：“退出党，罪无可赦。” 他详细地交代了与蒋介石的接触，在户籍部门签署的每一份文件，以及领取的每一笔薪水。写完检讨，三盏灯油都烧完了。上船那天，他只带了两个箱子：一个装着检讨，另一个装着旧报纸和杂志。到达天津港口，迎接他的是公安人员，车窗外，董必武正站在那里。老朋友握住他的手，低声说：“回来就好，家里的事慢慢处理。”检讨材料送到了中南海，毛主席批示：“先去革命大学学习，学完再安排工作。”
于是，包惠僧穿上了灰布学员服，每天五点起床参加队列训练，白天学习《新民主主义论》，晚上写日记。课堂上，老师让他发言，他直言“怕死耽误了大事”，不找任何借口。结业典礼上，周恩来来了，只问了一句：“今后能否用实际行动来弥补过去的错误？”包惠僧鞠躬答道：“愿意。”中央给他安排了内务部研究室的工作，工资不高，但很稳定。他埋头工作，整理人口普查资料，也整理早年罢工的记录。
1952年，毛主席点名让他参加一大会址的勘察工作。石库门建筑的青砖依旧，木楼梯发出吱呀的响声，他抚摸着栏杆，眼圈红了。他做了详细的记录，标明了桌椅的原位，为后来的修缮提供了依据。回到北京后，他以“栖梧老人”的笔名写了回忆录，讲述了青年学生张贴标语、工人保护代表开会的故事。稿费他分成了三份：寄给牺牲同志的家人，资助工人夜校，给孩子买书。外界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说他“迷途知返”，弥补了历史的空白；也有人说叛党的事情不可轻描淡写，他的历史地位会有所折扣。包惠僧没有辩解，他经常说：“我犯过错，但能活着把真相写出来，也是一种赎罪。”
八十年代，他将所有手稿捐给了中央档案馆，放弃了个人版权。晚年，经常有年轻的研究者来拜访他，他总是热情地招待，只讲述自己亲眼所见的事情，从不添油加醋。1979年，他安详地离开了人世，床头放着那本已经翻得发白的检讨。他的一生充满了跌宕起伏，他的转变源于恐惧，也源于勇气。那封发自澳门的电报只有短短几行字，却改变了他的一生。毛主席的批示既是纪律，也是信任。包惠僧用他余生证明：坦白之后，依然可以继续为国效力，为后世留下宝贵的见证。历史不会忘记错误，但也不会吝啬改正的机会，关键在于人是否敢于迈出那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