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梅贻琦不顾学生们的苦苦挽留，毅然南渡，临走前，他说道:“我若留在大陆，就保护不了清华基金了。”5年后，梅贻琦儿子梅祖彦独自回国。而梅贻琦则前往海峡对岸创办新竹清华大学。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9年，当“梅贻琦”决定动身南渡时，只留下了一句解释：“我若留在大陆，就保护不了清华基金了。” 这个决定，在当时和后世都引来了无数揣测，直到五年后，他的儿子“梅祖彦”独自回到大陆，而梅贻琦自己，则用那笔他拼死守护的基金，在海峡对岸建起了新竹清华。 一个以“寡言君子”著称的人，为何会在历史的路口，做出如此看似决绝的选择？ 要理解他的选择，得先了解他这个人，梅贻琦的安静，不是怯懦，而是一种内在的定力，早在1909年，他还是个少年，参加首批庚款留美考试放榜。 这时，周围的考生们或狂喜或沮丧，唯独他神色如常，好像这事跟自己没什么关系，这份从容，贯穿了他的一生。 直到后来在西南联大躲空袭，有人嫌他走得慢，从后面狠狠推了他一把，他也没生气，只是站起来拍拍土，继续往前走。 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他对清华学生说，你们的主要任务是读书，别总想着参与政治，这话在今天听来或许有些不合时宜，但在他看来，教育者的本分就是守护一张安静的书桌。 可这位寡言君子，他酒量惊人，在清华师生里号称“酒圣”，别人敬酒来者不拒，即便喝多了也只是安静坐着，从不失态。 这种风度，是他刻在骨子里的分寸感，也正是这份分寸感，让他能坦然地过着一种近乎苛刻的清贫生活。 直到抗战时，校长夫人“韩咏华”为了补贴家用，不得不上街卖自制的糕点，还怕丢人，特意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卖。 当梅贻琦知道后，不仅没觉得丢脸，反而鼓励她：“我们不做亏心事，有什么好怕的？” 他可以把自己的西装卖了给教授们换米，自己穿着打补丁的长衫去为学校筹款，云南省政府配给他一辆雪佛兰轿车，他转手就交给了学校运输科拉教材。 而这份专注，最终淬炼出了他的教育哲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不是说说而已。 在1938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在昆明郊外的荒地上建起西南联合大学，校舍是铁皮屋顶、茅草糊墙，一下雨就漏得像筛子，可就是在这所“茅草大学”里，却走出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和一百七十多位两院院士。 但梅贻琦的标准严得吓人，联大的淘汰率一度高达七成，能毕业的都是真实力，有学生挂了六门课，按规定得退学，不服气地冲进校长办公室理论。 梅贻琦头都没抬，一边拨着算盘一边平静地说：“十二门课，有一半不及格，你自己算一下比例，”一句话，让那个学生再也说不出什么。 但他又不拘一格，初中毕业的“华罗庚，”他敢破格聘用，没有任何职称的“钱钟书，”他力排众议直接给教授待遇。 有人质疑，他只回一句：“去看看他的文章，”他要的，是真才实学，不是虚名浮利。 所以，当“一二·一”学潮爆发，当局要抓捕学生时，他成了学生们最坚实的保护伞，在政府与学生之间筑起了一道防波堤。 他保护过后来的共产党员，也保护过国民党三青团的成员，在他眼里，他们首先是“学生”。 这就不难理解他1949年的选择了，他不是不懂政治，而是看得太清，他带走的那个小皮箱里，装的不是金银细软，而是清华基金的全部账册。 而这笔钱，是他眼里的“清华的棺材本”，是为中国教育留下的火种，为了守护这笔钱，他在纽约住地下室。 直至1955年，梅贻琦以这笔基金于台湾创办新竹清华大学，当他摩挲着原子反应堆模型时，轻声道：“此回，我终不负清华。”” 在1962年，他病逝于台大医院，当人们整理他的遗物时，打开了他常年带在身边的那个公文包，里面没有财产，只有一本本账册，详细记录着基金的每一笔开销，小到五分钱的邮票都有签收记录。 而他的个人存折里，只剩下七块银元，一个书生，在动荡的时代里，以这种方式，守护着他心中的教育理想。 虽然他没能阻止历史的洪流，也没能弥合政治的分裂，但他用一生的清白和坚守，为海峡两岸留下了两个清华，和一个共同的精神原点。 现如今在北京清华园里有“梅亭”，新竹清华园里立着他的铜像，这份跨越海峡的共同纪念，或许已经回答了那个问题。 【信源】红色文化网——1949年，大学校长们的去留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