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2日，汤恩伯下令长江防线守军撤退，第4军军长王作华说，汤司令前几天还说要和共军作战，今天却突然叫撤退，这是准备把部队都送掉吗？ 1949年4月22日凌晨，国民党第四军军长王作华收到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撤退命令，这份电令要求“全线撤退，不设掩护，立即执行”。仅仅三天前，汤恩伯还在军事会议上提出抽调五个军渡江反击的计划。 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王作华笔供记载，第四军实际撤退时间比命令规定晚了12小时，部队接到消息后出现混乱，军部失去对师团级单位的有效控制。前沿阵地在命令传达后3小时内，有70%失去联络。 90师师长唐连的部队撤离工事后，在铜陵至荻港丘陵地带遭解放军三野7兵团合围，唐连被俘时，参谋从其公文包中发现《长江防线死守作战预案》，这份尚未实施的防御计划反映出当时指挥层的混乱状况。 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司令王建安在回忆录中记录，22日天亮时解放军侦察兵发现对岸国民党阵地异常安静。先头部队渡江后发现，多数碉堡内机枪仍架设在射击位置，周围散落着未带走的弹药箱和尚未食用的野战口粮。 这支曾被称为“铁军”的第四军并非一直孱弱，它的前身是北伐时期叶挺独立团扩编的第四军，曾因战功显赫获得美誉。但到1949年，据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军长江防御兵力配置表》显示，该部缺编率已达40%。 1948年徐蚌会战中第四军损失过半，后续补充的兵员多为强征壮丁，军事素质明显下降，王作华在交代材料中承认，新补充人员连基本武器操作都不熟练。装备方面虽配备日式三八式步枪和92式重机枪，但整体战斗力已大不如前。 更严重的问题出现在指挥层面，4月18日蒋介石在杭州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放弃南京，但前线将领对此毫不知情。原国防部作战厅长蔡文治在《文史资料选辑》中披露，汤恩伯直到21日才收到蒋介石手谕，却拖延到22日凌晨才下达撤退命令。 汤恩伯虽被蒋介石视为智囊，但实际战绩存在问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记载，1944年豫湘桂战役期间，汤恩伯部30万大军在河南战败，当地百姓将其与水灾、旱灾、蝗灾并称为“四害”。原侍从室主任周宏涛回忆，汤恩伯经常递交作战建议，文辞优美但缺乏实用性。 在长江防线建设上也暴露出同样问题，解放军渡江战役纪念馆档案显示，汤恩伯4月初要求每个碉堡储备三个月粮弹，但实地检查发现多数据点存粮不足半月，原国民党第28军参谋长黄崇武在交代材料中写道，汤恩伯视察时只关注工事编号，从不检查火力配系。 解放军方面的准备则相当充分，粟裕在《战争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战役部署：每个突击兵团配备侦察分队提前摸清水情，工兵部队制作了2000多只简易渡船。这些渡船由竹筏、门板等就地取材制成，体现了因地制宜的作战思路。 4月20日晚，三野27军79师235团1营3连在荻港附近率先登陆，连长王景昆带领突击队占领滩头时，守军仍在休息状态。这个细节说明国民党军对解放军渡江时间判断有误，缺乏必要的战备警觉。 国民党军江防崩溃后，粟裕立即调整部署实施多路突击。东集团迅速切断沪宁铁路，中集团向宣城方向迂回，西集团直插徽州。这种战术让原本计划退守浙赣线的10万国民党军陷入重围。 原国民党第106军288师师长李慎言在战俘营供词中承认，按计划向杭州撤退的部队在广德就被包围。这表明国民党军的撤退计划存在严重漏洞，对解放军的机动能力估计不足。 第四军的最终结局颇具代表性，王作华带着残部逃到福建后，部队番号被撤销，官兵编入李延年兵团。1949年9月平潭岛战役中，这些余部被解放军全歼，标志着这支历史悠久部队的彻底消失。 汤恩伯退到台湾后继续总结经验教训，1954年病逝前还在撰写《长江防御作战检讨》，但仍将失败归咎于“各部执行不力”，未能深刻反思指挥层面的根本问题。 长江防线的快速崩溃反映出国民党军在组织指挥、军心士气、后勤保障等多个层面的综合性问题，当高层还在考虑派系利益得失时，解放军已用简陋装备实现了战略突破。 如今在芜湖荻港的江堤上，仍能看到当年国民党军修筑的碉堡遗址，水泥墙上“固若金汤”的标语早已斑驳，成为这段历史变迁的见证。这些遗迹提醒人们，军事胜负往往取决于人心向背，而非单纯的工事坚固程度。 信源： 《渡江战役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1）、《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党军长江防御作战档案》、《文史资料选辑》（全国政协文史委编，1962）、解放军渡江战役纪念馆馆藏文物资料[凝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