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的杨伟光，在没有上报的情况下，在《新闻联播》之后插入了一段30秒的广告。广电部部长得知后一下就急了，杨伟光怎么能这么做！
1993年的中央电视台，日子真不好过。政府拨款一年比一年少，节目制作经费不够，设备老得跟不上时代，连优秀人才都因为待遇低跑了不少。作为台长的杨伟光，眼看着央视要“揭不开锅”，心里急得不行。他不是那种坐着等死的人，早就琢磨着怎么破局。插广告这个想法，其实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
《新闻联播》是全国人民每天必看的节目，收视率高得吓人，后面的时段简直就是块没人动的“金矿”。杨伟光看准了这点，觉得插个30秒广告，既能赚钱，又不影响节目本身。可这事儿在当时太敏感了，新闻是严肃的东西，广告是商业的，两者搁一块儿，谁看了都觉得别扭。更别提这还得经过层层审批，规矩摆在那儿呢。可杨伟光偏偏不走寻常路，直接跳过了上报这一步，为啥？他心里有数：央视要活下去，得先迈出这一步，哪怕担风险也在所不惜。
他不是没脑子的莽夫。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干了24年，杨伟光混到副主任、副台长，新闻经验丰富得很。1985年调到央视当副台长，1991年升台长，他早就不是新手，知道电视这行当得与时俱进。财政危机逼得他必须动手，而他也相信自己能搞定后果。这份底气，来自他对行业趋势的判断和多年积累的实战经验。
插广告这事儿，杨伟光不是拍脑门决定的。他召集了台里骨干开会，把想法扔出来讨论。会上反对声不少，有人担心观众不买账，有人怕影响《新闻联播》的权威性，还有人提醒他，上头没点头就干，可能会挨批。杨伟光没急着拍板，而是听完大家的意见，反复掂量。他心里清楚，风险是大，但不干的风险更大。最后，他说服了团队，决定先试水30秒，看看效果再说。
1993年11月28日，广告正式上了。首播后，观众反应居然还不错，有人甚至觉得挺新鲜。这让杨伟光松了一口气，也证明他的判断没出错。可这事儿捅到广电部那儿就不一样了。部长艾知生火急火燎地打来电话，问他为啥不请示就动手。杨伟光没慌，冷静地说：“为了央视能活下去，我得担这个责任。”这话硬气，也透着无奈。艾知生没明着反对，但态度明显不爽。杨伟光心里明白，这步棋走得险，但必须走。
这30秒广告，简直是给央视打了一针强心剂。播出后没多久，广告收入就哗哗地进来，财政压力一下子轻了不少。1994年，广告时段加到1分钟，还搞了招标制，既公平又透明。到1995年，央视广告收入从10亿蹿到20亿，有了钱，节目质量上去了，设备也换新了，人才流失的问题也缓解不少。收视率高了，收入多了，央视彻底翻了身。
杨伟光没就此停下。他趁热打铁，1993年推出《东方时空》，1994年搞出《焦点访谈》，这些节目接地气、有深度，观众爱看，央视的影响力蹭蹭往上涨。他还放眼国际，1993年在芝加哥开了“北美东方卫视”，让央视的牌子打到了海外。这一系列操作，不仅救了央视，还给中国电视行业趟出了一条路——商业化运营。
以前，大家都觉得电视是国家的宣传工具，赚钱的事儿想都不敢想。杨伟光这一下，直接把商业和新闻拧到了一块儿，证明电视也能自己养活自己。后来，其他电视台一看这招管用，纷纷跟进，广告成了行业标配。中国电视从此不再是纯烧钱的“公益事业”，而是有了市场化的底子。这影响有多大？看看现在满屏的广告就知道了，杨伟光算是开了个头。
说起杨伟光，得从他出身讲起。1935年，他生在广东梅县一个穷农民家，小时候日子苦，但靠着拼命读书考上了人大新闻系。1956年入党， 1961年毕业，进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基层干起，一步步爬到高层。1985年到央视后，他没闲着，搞改革、推新节目，脑子活得很。1991年当上台长，正赶上财政危机，他顶着压力硬干，才有了后来的成绩。 1 994年，他升任广电部副部长，还兼着台长，到1999年卸任。之后，他没闲着，又去政协当常委，还在文联、电视协会干了不少事儿。2002年，他跑去上海交大当院长，教学生、传经验，一直到2014年去世，享年79岁。他这一辈子，没少为电视行业操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