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6军军长刘万春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会议，可是刚下车，就看到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向他走来，对他说：你被捕了！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50年，北京天气寒冷，刘万春刚从火车上下来，站在月台上还没来得及调整步伐，几名荷枪实弹的警卫迅速围上来，拿出文件将他带走，车站周围站着几名穿军装的军人，神色凝重，动作迅速，没有多余言语。 刘万春没有反抗，也没有表现出惊讶，只是低头看了一眼袖口上的军衔，顺从地走向车外停着的军车，押送他的人态度严肃，沿途无任何停留，车辆直接驶入警备区域，这次行动早已安排好，不允许有丝毫差错。 刘万春是保定军校第九期出身，早年担任基层军官时便因训练严谨受到重视，三十岁出头便已统兵千人。 抗战爆发后，他在前线担任要职，负责指挥山地防御作战，期间表现稳定，逐步升任旅长、师长，抗战胜利前后，他已是国民党第111军军长，兵力过万，部署在华北要地。 1949年初，傅作义接受和平谈判意见，准备将所部交由新政府改编，绥远地区的部队构成复杂，第111军是其中兵力最强的一支，刘万春作为军长，在归绥长期驻防，熟悉当地地形和人事。 傅作义安排他参与绥远和平进程，作为军事调度的核心人物之一，表面上，他配合会议，签署文件，交接顺利，部队随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军，刘万春留任军长。 实际掌握情况的干部在那段时间已经发现问题，军中出现不明传单，一些营连干部情绪波动，有士兵擅自离队，夜间站岗缺员，纪律明显松散。 政治机关派人下部队调查，得到的反馈并不乐观，尤其是在归绥以西几个驻防点，出现组织涣散迹象，相关部门开始留意刘万春的动向。 不久后，有营级军官在出差时被截查，其身上带有前往香港的路线图和外汇券副本，情报部门对其审查后发现，他与数名在香港活动的旧国民党军人存在联系，通信内容涉及部队改编、干部流动、驻防布防等问题。 华北军区将此事上报后，军委决定进行秘密处理，考虑到刘万春地位特殊，曾参与和平起义，贸然公开处理可能引发误解，于是采用内部控制方式，策划了一次会议形式的行动。 消息仅在极少数部门间传递，会议通知送达36军时，仅说是有关整编工作的干部大会，要求军长必须到场。 刘万春没有提出异议，他的随行人员在出发前被临时替换，行程全程由北方军区办公室协调，住宿、路线、车票都被统一安排，连信件都需经特别渠道送交。 抵达北京当天，负责执行任务的小组已经就位，刘万春一下火车便被控制，未进入市区，也未联系任何外界，抓捕结束后，行动小组立即上报，进入审讯程序。 案件的核心材料是通信电报、往返香港的人员口供，以及内部知情者的交代，刘万春最初坚决否认，审讯持续三周，后在对证之下承认曾安排人员携带书信前往香港，并接受部分经费补助，用于照顾原部下家属，他承认不愿完全交出指挥权，也承认曾对起义安排表示过保留态度。 傅作义和董其武得知后分别向中央写信，请求从轻处理，傅作义强调刘万春起义有功，董其武承认自己推荐使用他存在判断失误，中央审议后决定保留性命，判处无期徒刑，取消一切军职与待遇。 刘万春被转至军事看守所，几年间经历多次清理与整顿，他在服刑期间撰写数份材料，记录自己的军旅经历与起义经过，交代来往信件内容，提出请求重新评估自己的历史定位。 这些材料多次在内部被评审，但未被采纳，直到1975年国家实施特赦政策，他被列入释放名单，获准回到北京定居。 出狱后，他被安排从事政协文史资料整理工作，他每天骑车上下班，晚年生活规律，不再涉足任何军事或政治事务。 他不主动提及往事，偶尔有记者联系采访，他大多婉拒，他在一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战时部队训练的回忆材料，没有涉及个人争议，仅就当年部队建设提出建议。 他于1993年因病去世，整理遗物时，家人发现他留有一本手写笔记，内页夹着一份起义通电的复印件，纸张已有些发黄，墨迹依旧清晰。 他的名字仍在那份名单上，但在相关史料中，他的篇幅越来越少，许多著作中对他的经历只是一笔带过，历史记住了那个签字的时刻，也记住了之后的那些日子。 对于这件事你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息来源：刘万春《回忆北伐,抗战与"绥远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