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一名 50 多岁的日本女子，领着 5 个孩子，去郭沫若家敲门。郭沫若妻子于立群，一脸惊讶地问：“你找谁？” 那个女人生硬地回答：“郭沫若。” 弄堂里的风卷起她褪色的和服下摆，露出里面打补丁的衬裙。五个孩子中最小的那个躲在她身后，手指紧紧攥着她腰间磨得起毛的腰带 。 那是 1937 年郭沫若离开日本时，她用他旧衬衫改的。 佐藤富子第一次见到郭沫若，是在东京圣路加病院的护士站。1916 年的春天，樱花落在他递来的病历夹上，这个中国留学生的眼睛亮得像冈山夏夜的萤火虫。 “我叫郭沫若，取药的。” 他用生硬的日语说，袖口露出手肘处磨破的补丁。而她，刚逃离北海道武士家族的包办婚姻，剪短的黑发下是藏不住的倔强。 四个月的书信往来，让她从 “佐藤小姐” 变成了 “安娜”。他在信里写：“我要把你的名字刻进甲骨文，让我们的爱像青铜器一样不朽。” 1919 年，她瞒着家人辞去护士工作，带着三套旧和服和半罐芜菁种子，到冈山与他同居。 出租屋的煤油灯下，他教她写 “郭” 字，她则把和服腰带改造成婴儿背带，背着长子郭和夫给伏案写作的他研墨。 最清贫的日子里，她把樱花腌成咸菜，用酱油拌米饭哄哭闹的孩子。郭沫若的稿费常常换不来奶粉，她就抱着孩子去邻家借乳，回来路上哼着他教的四川民谣。 1928 年他遭通缉逃回日本，她变卖了最后一支祖传的银簪，换来拓片工具，在灯下帮他整理甲骨文资料，指尖被墨汁染成黑色，却笑着说：“这字像不像我们家后院的蝌蚪？” 1937 年卢沟桥的枪声传到市川市那天，郭沫若把《女神》手稿塞进她怀里：“安娜，等我回来。” 她站在门口看他消失在街角，没敢说小儿子郭志鸿正在发烧。 此后十年，她在东京浅草的旧公寓里，靠着变卖和服维持生计。 美国轰炸时，她带着五个孩子躲进防空洞，用日语讲《史记》里的故事，把郭沫若寄来的甲骨文拓片贴在洞壁上，说：“这是你们父亲研究的中国文明。” 邻居们笑她守着个 “战死的中国丈夫”，直到 1946 年春天，朋友送来郭沫若的信和一沓美元。 信纸上 “忘记过去，在日本好好生活” 的字迹，比空袭警报更让她心寒。 她这才知道，那个在信里写 “此心安处是吾乡” 的男人，早已在重庆娶了穿旗袍的于立群。 孩子们看着母亲把信纸揉成一团又展开，不懂她为什么对着一张照片发呆 —— 那是 1923 年在冈山，郭沫若搂着她和三个孩子，身后是她种的向日葵。 1948 年 8 月的香港码头，海风咸涩。佐藤富子把最后一块饭团分成五份，看着长子郭和夫攥紧船票的手青筋暴起：“妈，我们去问他要个说法。” 五个孩子中最大的 26 岁，最小的 11 岁，他们挤在三等舱里，闻着柴油味听母亲讲 “父亲在中国是大作家”。 当他们站在上海虹口区的弄堂里，郭沫若家的洋房在夕阳下闪着光。于立群端来的玻璃杯放在桌上，碰出清脆的响声。 佐藤富子盯着墙上于立群与郭沫若的合影，突然用中文说：“我要他登报承认我们的婚姻。” 郭沫若后退半步，西装袖口露出 1930 年她送的铜袖扣，上面刻着 “安娜” 二字。 “安娜，孩子们可以留在中国上学。” 他避开她的目光，声音低得像蚊子叫。 她在大连定居的日子，常去海边看船。1951 年进京求见被拒那天，她在北海公园看见卖樱花糖的小贩，突然落泪 —— 这是郭沫若当年在冈山常买给她的零食。 于立群寄来的信里，总夹着郭沫若与新家庭的合影，照片上的孩子们穿着布拉吉，笑得比冈山菜园的向日葵还灿烂。 而她的儿子郭和夫，正在大连科学研究所啃着窝头研究化工原料。 1977 年郭沫若病重的消息传到大连，佐藤富子正在整理他早年的书信。泛黄的信纸上，1919 年的字迹还带着少年意气： “我要建一座房子，用甲骨文做砖，用你的笑容做瓦。” 她摸着信纸角落的咖啡渍 —— 那是 1923 年她抱着次子郭博喂奶时洒的。 当她寄出求见信却石沉大海，便把信纸折成纸船，放进大连湾，看它漂向日本的方向。 1994 年临终前，她把 500 万日元捐给了中国的小学，遗嘱里写 “葬我于大连，因这里有我半世人生”。 下葬那天，郭博从日本带来的樱花树种在墓旁，而郭和夫捧来的，是郭沫若 1930 年寄给她的甲骨文研究手稿。 参考来源：（澎湃新闻——抛妻弃子40年，他真的是罪人吗？；中国新闻网——《中华文摘》文章：郭沫若与他的三位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