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成都区司令张太恒想去藏区考察，途中同行的另外一架直升机机毁人亡，因自责便自请降职成了副司令。 一九二九年春天的广饶县，黄河风沙吹在土屋顶上，庄稼人把头埋得很低。张家的长子打小在地里帮工，脊背被日头烤得黝黑，读书成了奢侈品。 打谷场边有人悄悄议论“抗日队伍”，这个少年听得两眼发亮，心里种下了参军的念头。 日军铁蹄碾过河堤，他和父母卷起铺盖躲进高粱地，饥饿和寒露磨出骨子里的倔强。十六岁那年，县大队贴出招兵启事，他扯掉鞋底的稻草，跟着征兵队一路北上，成为一名通讯员。每日驮着大号电台穿行于密林和村寨之间，他学会辨别炮声，也学会在黑夜里用火柴头给战友指方向。 抗战结束没多久，国共冲突愈演愈烈。 部队改编为华东野战军，他被任命为新兵班长，手里攥着笔记本，反复练习地图坐标和口令。 淮海战役期间，他在雨夜指挥一个班渗透至杜聿明防区，途中腿部中弹，子弹擦过坐骨神经，钻心的疼让他昏倒在担架上。 医院里，他咬碎两只竹筷，硬是推迟麻醉，生怕解放军的捷报没来得及听见。伤口愈合以后，他直接回到连队，说一句“还走得动”，就再没离开前线。 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盖过了病床上的呻吟。新军衔制实行，他戴上大尉肩章，走进军事学院。书本上的作战理论像一条新河道，把旧时的战场经验重新梳理。 他不擅长空洞概念，更喜欢把兵棋摆在地板上推演，一场桌面推演结束，总能找到简便行军路线，为此院长多次在课堂上点名嘉奖。 进入八十年代，西南边防局势紧张，中央调令让他赴成都军区任职。 到任第三周，边境告急，他坐着吉普车直奔前线指挥所。 山路颠簸，吉普车悬在碎石崖口，他一把推开车门徒步前进。那次战斗持续十昼夜，弹雨与热带雨林的闷湿裹在一起，士兵脚底泡得通红。 他蹲在阵地背坡给大家分干粮，抬头只说一句“咬着牙干”，前沿阵地就守住了。 边境的炮声停歇，他被晋升为中将（1994年又晋升为上将），军区里送来崭新的呢子大衣，他挑了旧款，理由是“这件袖口翻得顺手”。 一九九一年六月，他计划前往西藏勘察补给线。 三架直升机从成都机场依次升空，机身劈开高原稀薄空气。飞到樟木口岸，第二架突然陷入强下降气流，驾驶员紧急拉杆未果，机体在瞬间撞击山壁。跟飞的第三架只能惊恐目睹火球在峡谷炸裂。 十三名官兵殉职，其中包括他并肩多年的副职张福德。失事消息传回，他沉默良久，亲自拨通值班室电话，下令彻夜搜救。 初步调查确定机龄过高叠加超载，他没有推诿，直接递交报告，请求免去成都军区司令职务。 调令印章落下，他背起行囊去了南京军区做副职。许多人替他惋惜，他却把文件夹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每天六点仍旧出现在操场点名。 南京多雨，他穿着旧胶鞋跑遍各旅营区，记录仓库积水、弹药潮湿、厨灶老化的问题，整理成一摞简报送上去。有干部劝他“放宽心”，他摆手说“在哪儿都是打仗的人”。 半年内，军区后勤面貌大变，条令执行也见成效。中央很快注意到这份踏实，不久任命他回到家乡，出任济南军区司令。 回到齐鲁大地，他踏进操场，第一句话还是“训练表别空着”。 山里驻训的连队缺药，他批示把军区新装的卫生车先送过去；沿海防务演练日程过满，他砍掉多余的仪式程序，让士兵有完整休息。 有人问他升上将是什么感受，他把勋章往衣内揣，说勋章是责任牌。 两千年之后，部队更新换代加速，他忙着给年轻军官开案例研讨，把自己经历的旧战例和最新合成营模式连在一起讲。 有学员说老将军的口音又重又快，可越听越明白，因为案例都是真刀真枪的教训。 课堂外，他几乎看不到鲜花和掌声的仪式，晚上仍旧泡一碗咸菜面条，伏案批改训练日志。 二〇〇五年冬天，病榻挡不住来访的官兵。 他握着对方的手，气息微弱，交代边防天气恶劣要给哨所加棉被。病房窗外有雪花飘进，他眯眼看着那片雪化在被面，像是回到少年时趟过的冻水沟。腊月二十九上午十点，他安静闭眼，医护摘下听诊器，屋里只有呼吸机停止的轻响。 讣告发到各大军区，很多老兵翻出泛黄的合影，照片里他站在队伍最后一排，略显拘谨，却笑得很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