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油饼 宁岩 二 我这人一旦认准了目标，坚定了信念，绝对是个一条道走到黑的人。凭着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干劲，凭着上学几年没有贪玩胡闹而学到手的知识，也凭着父母在四乡八邻中的人缘（别看父亲是个有历史问题，而且又是在生产队长位置上被赶下台的“当权派”，但他在周围的群众基础和威信还是蛮好的），居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赢得了生产队和大队领导的信任。这不，正是阳春三月之际，春耕刚刚结束，队长便来通知我到大队水利建筑工地去施工，还说这是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张洪武亲自点的名。 我不能放弃任何可以表现自己的机会，当然就无条件地绝对服从了。 一到工地，我的顶头上司便是张洪武营长了。因为大队行政班子的名称叫“革命领导小组”，头头们的官衔是组长、副组长。在人们的心理习惯上这比生产队长似乎小了一个档次，称呼起来也很不方便。所以有兼职的就称呼官大的、顺耳的。比如大队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和党支部书记是“一元化”领导，当然就称刘志祥为刘书记而不叫刘组长。像张洪武兼了 民兵营长，称张营长比较威风，所以人们都称他为张营长。 张营长是工地的副指挥。正指挥按当时的常规，什么都要“一元化”领导，不管在岗不在岗，这个位置只能留给刘书记。 张营长手下只有二十四个兵。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却占了将近一半。因为这个工地是按每个生产队两人摊派的，属于大队直接组织施工，所以生产队舍不得把壮劳力和表现好的人往这里投入。 到工地报到的第一天，张营长就给了我两项任务。一是要我负责考勤，二是交给我一张不知什么人画的涵洞渡槽施工图，要我看图指导施工。这更体现了他对我的信任。 张营长四十多岁。外形敦厚壮实方脸阔嘴络腮胡，倒提着的眉毛下长着一对很有特征的三角眼。貌似凶神恶煞，可脸上却常常溢着笑意。背地里人称“笑面虎”。他是个典型的没有受过文化知识的粗鲁的农民。他之所以这样看重我，也是因了他没文化的缘故。 那年秋天的全公社农田建设会战中，张营长也是大队的副指挥。当时刘书记外出学习不在家，他在工地上耍权威唱高调乱整人倒是有两下子，可一到计划分工玩数字就常被那些精明的生产队长当猴耍。他的数子运算能力极差，一百以内的数根本搞不清，所以分起工来，那些调皮捣蛋的队长三搅和两搅和，他便晕头转向不知东南西北了。那阵我被抽在工地搞测量，一遇到这种情况，张营长便拉了我来救他的驾。我准确地计算把生产队长们一个个打发得服服帖帖。 我们这个大队有十二个生产队。人口多，地盘大。相互独立的十二个村庄，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大队境内。工地在大队北部的边缘上，距十二队稍近些。为了便于集体管理，提高工效，按上级有关民工外出伙食补贴必须在外开火起灶的规定，张营长发挥在工地附近的十二队支起了一个临时灶。参加施工的民工同外出的其他民工一样，享受生产队每人每天补足半斤粮、一角五分钱的菜金，一个月补足二两香油的待遇。由于是在大队内施工，早晚可在家里吃饭，灶上只开中午一顿饭。据说这还是张营长为大家争到的一项福利。 工地上的这顿午饭，尽管只是没有一根菜叶的半斤米饭，或是四两馒头一两稀饭，但对绝大多数民工来说，都是一顿上好的美味佳肴。这些年农民们也都忙着抓革命，没人真心促生产。粮食连年减产，以至我们这号称全省产粮冠军的农业县，每年都吃国家的返销粮。如今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国家拨下来的第一批返销粮，还是陈永贵发扬风格支援的苞谷馇子，数量很有限。在这 聊度春荒的时节，一般人家清汤寡水的饭碗里，是很少有细粮的。而凭张营长和刘书记那样铁的关系和他在大队说一不二的权威，工地收粮，各生产队队长是不能不给大米面粉的。所以对挖一天泥、抬一天石头的人们，这略欠分量的半斤细粮，无异于一顿丰盛的年饭。 至于每人每天补足的一角五分菜金和一个月二两香油，轻易是不能动用的。张营长为了笼络人心，在工地的第一次大会上就作了安排。一个半月的工期内，至少改善三次伙食，平均半月保证改善一次。其方法就是把这些补足的钱油集中使用，或是吃几顿大肉，或是炸几次油饼。 听到张营长周密的安排，人们情不自禁地咀嚼了起来，许多人都在咽口水。我毕竟还是个孩子，几乎天天在翘首盼望着这一时刻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