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可能是最让主席不爽的知识分子了，然而此人寿命却很长，活到八十年代中期。 主席北漂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一职时，张申府是代理馆长（馆长是李大钊）。张申府对主席非常不友好，以致几十年后主席回忆起北漂日子还说“张申府的老板脸色很难看”。 张申府这位老先生，说起身世挺体面，家里摆着清代进士匾，满院子都是旧书香。 小时候连《左传》都背得顺溜，可是一脚踏进北京大学，碰上风起云涌的五四新潮，脑子一下“动了电”。课上哲学，课下跑红楼听讲座，陈独秀那股“敢说敢冲”的劲和李大钊的温厚气场，把他从古文世界拉到马克思的天地。 一天到晚捧着《新青年》改稿子，墨香里混着油印味，也混着热血味。 张申府还接手北大图书馆管理，规矩定得细，谁把书放错格就得写检讨。 毛泽东那会儿在馆里抄卡片，走神就被盯上，一句“下班后补完”让毛青年印象深刻。 两人来往不算多，可这种上紧发条式的管理，让后来那段“老板脸色难看”的回忆一直挂在毛主席嘴边，也算一桩小插曲。 一九二〇年前后，北京秘密酝酿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第一个拉上张申府。 夜里小屋里点着煤油灯，几个人伏案写宣言，张申府笔锋带劲，把入党誓词誊得端端正正。旋即又被派去巴黎，边读书边联络留学生。 在塞纳河边的阁楼里，他组织学习小组，周恩来、朱德先后被拉进来。 屋子逼仄，冬天冷风直灌，大家围着小火炉聊国际工人运动，聊得眼里发光。 那阵子“申府先生”这称呼喊得响，老少都服气。 时间一久，性格里的倔强也冒了头。 旅欧学生自创“少年共产党”，会议没等到他本人，他却寄来一封长信要指挥流程。 年轻人不买账：“您又不在场，凭啥遥控？”意见隔空来回，矛盾刻进彼此心里。 张申府嘴上硬，心里也窝火，组织威望因此打了折扣。 回国之后，他参加黄埔军校筹备，眼看军校缺教官，索性把巴黎那批新锐都推了来。 操场尘土飞扬，周恩来自信挥臂指挥队伍；朱德带学员跑步，一喊口令声音直穿云。 张申府站在讲台后，看着昔日学生步入前线，本该高兴，却隐约感觉自己与潮头渐行渐远。 真正的分岔点出现在国共合作。蒋介石成了军校一把手后，统一战线被当作硬任务。 张申府打心底排斥。他坐在茶馆摇头：“靠别人拐杖走路，迟早摔跟头。”这种话在党内显得刺耳。中共四大开完，他愤愤离席，第二天直接退党。 那封声明写得决绝，词句里透着书生意气，也透着不愿妥协的孤傲。 离开主流舞台，他改写散文、翻译哲学对话，东奔西走讲学糊口。 可时代风浪并没放过他。 解放战争接近尾声，他在香港报纸上发表和平呼吁，一句批评中共“路子太急”把自己推到舆论风口。朋友多、出版社不碰稿；妻子干脆登报划清界限。张申府回到北平，租住破旧院落，靠变卖藏书过日子。 新中国成立，他成了“有待审查人员”，稿件进不了排字房，职称也遥遥无期。 周恩来得知情况，出面让北京图书馆聘他做研究员，月薪虽不丰，却可糊口。 张申府每日穿灰布长衫，在古籍阅览室校勘残卷，午后阳光斜照，他用放大镜对着虫蛀字迹，一坐就是半天。 有人好奇往昔，他只淡淡一笑：“那年月书比人多，事比书多。” 老来病体渐差，他常念叨退党那一天“气性太大”，也提到想当面和毛主席说句抱歉，话却始终没出口。毛主席在晚年偶尔追忆北大岁月，说到张申府，语气平缓，只记得那个管书严格的先生。 两位旧人至此天各一方，一段往事就留在时代年轮里。 一九八六年深秋，胡同第一片落叶还没扫完，张申府在逼仄小院静静合眼，享年九十三岁。 讣告刊在角落，字数不多。北大红楼的斑驳墙面、巴黎阁楼的窄木梯、黄埔操场的汗尘，都没等来回声，但它们见证过这位倔强学人的步履。 张申府的名字未被写进党史显赫篇章，可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图谱里，他那道既严厉又率性的侧影依旧清晰：相信真理、强调自立、拒绝被同化，付出代价也不回头。 这份锋芒让他在人潮中渐被遗忘，也让他在历史深处发出独特光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