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教授说：我们要感谢莫言用自己的努力赢得了世界的认可，为一个民族的文学赢得

易中天教授说：我们要感谢莫言用自己的努力赢得了世界的认可，为 一个民族的文学赢得了地位和尊严。莫言的成功也一定会 让更多的作家坚守自己的理想，也会让更多的读者关注文学经典。莫言获奖后的种种喧嚣的观点，凸显出了在文化复兴的道路上，我们还缺少足够的自信和理性。我们要有信心相信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产品在世界文化之林是能占一席之地的。在包括文学领域在内的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贡献。同时，我们更应该培养胸襟和气度， “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能客观理性的看待世界，能够被外界承认的成就是成就，别人不认可的，或者现阶段不被认可的，不一定就不是成就。 莫言笔下那些活灵活现的故事，很多都是从田间地头、锅台炕沿上长出来的，带着泥土味儿和汗水的咸湿气。他不是坐在书斋里凭空想象的，他写的正是家乡高密东北乡最寻常的生活场景——人们一边干活拉呱，一边就把故事传开了。就像《草鞋窨子》里写的那样，袁家五叔那双粗粝的手，熟练地捻着草绳，编织着坚硬的鞋底，同时他那张闲不住的嘴也没停歇，讲着不知流传了多少代的老故事。旁边围着几个歇脚闲聊的，卖虾酱的于大身，挑着担子走村串户的铜锅锡盆的小炉匠，他们既是听众，兴致来了也会接上话茬，讲一段自己听来的奇闻异事。 手在动着，嘴在说着，耳朵在听着，劳动和故事就像麻绳的两股，自然地拧在了一起。再比如《凌乱战争印象》里的“我”，就是在自家院子里，听着三老爷一边用粗糙的手指剥着坚韧的麻杆——那麻皮可是搓绳子、纳鞋底的好材料——一边讲述着当年打麻湾那场混乱又血腥的战斗往事。剥麻的活儿不紧不慢，丝丝缕缕，正如同他嘴里吐露出的那些带着硝烟味的记忆碎片，一点点在听者面前铺陈开来。这种边劳作边讲古的情形，在农村太常见了。 那些活儿，像编草鞋、剥麻、捻线、看场院，不需要拼死力气，却总是耗时间，一做就是大半天，单调得很。人干着干着就容易犯困走神，光使劲不出声实在闷得慌。好在这些活儿不耽误嘴皮子动弹，讲个故事提提神，听个段子解解闷，时间仿佛就溜得快些，手底的活儿也不觉着那么枯燥漫长。《姑妈的宝刀》里那些带着神秘色彩的家传往事，还有《木匠和狗》里木匠铺子流传的精怪传说，也多半是在这样边做活计边闲扯的氛围里口耳相传开来的。 当然，也不是所有活儿都能让人腾出嘴来聊天。遇上那些实打实要吃力气、必须全神贯注的苦活累活，比如顶着毒日头抢收麦子、深更半夜守在田埂上浇地、寒冬腊月开河挖渠，人的力气全都憋在胳膊腿儿上，牙关咬得紧紧的，哪还有多余的气力和心神去讲故事？这时候，故事就只好乖乖等着休息的那一小会儿，在田埂上、树荫下、水渠边冒出头来。鲁迅先生说过“诗歌产生于劳动之中，小说产生于休息之时”，莫言的故事里，很多正是这样在劳作喘息之间悄然生长的。 《天堂蒜薹之歌》里那个著名的“张家湾的蛤蟆不会叫”的诡异传说，就是在浇地的间隙讲出来的。高马和三爷趁着夜色给蒜薹地浇水，这活儿不轻省，得不停地在狭窄的田垄间巡查水渠、堵口子、扒口子，泥水常常溅一身。等到井里的水位下降，抽水机吭哧吭哧半天也抽不上水来，只能干等着泉水重新渗满。就在这难得的喘息空档，浑身泥水的高马，才会逮住机会央求一旁抽烟歇乏的三爷：“爷，给讲个古吧。”于是那关于张家湾蛤蟆为什么不叫的离奇往事，就在蛙鸣虫唱和抽水机沉闷的喘息声中，一段一段地讲开了。几个故事正好填满几次休息的间歇，这安排既贴合实际劳作的节奏——确实是干一会儿就得歇口气，也让故事在关键处戛然而止，吊足了听者的胃口，不得不惦记着等下次休息再听下回分解。 农忙时节，故事跟着镰刀锄头在田野间游走。到了农闲，故事就换了地方。热烘烘的土炕头，烧得旺旺的灶火边，摆着粗茶淡饭的炕桌旁，或者村口那几棵枝繁叶茂的老槐树下、谁家宽敞的院坝里，甚至镇上嘈杂的小饭馆，都成了故事的落脚点和集散地。村里那些上了年纪、肚子里装满陈年旧事的老人，就成了天然的“说书先生”。这民间讲故事的传统，从什么时候讲、在哪儿讲、怎么讲、听众围着还是散着，都有一套自然而然形成的规矩和氛围。 莫言特别擅长在他的小说里营造这种“摆开场子讲故事”的氛围。他会精心设计一个符合乡土生活的讲述环境——可能是夏夜打麦场上纳凉的人群，也可能是寒冬蜷缩在烧暖的炕头的几个闲人，又或者是劳作间隙围坐的片刻。他笔下的人物，操着地道的乡音土语，带着讲述者特有的语气和节奏，或者是一个人对着另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人对着围坐的一圈人，甚至有时候是几个人轮流开讲，像比赛似的。 不管形式怎么变，这些故事从诞生到传播的方式，都烙着深深的口头文学传统的印记。这种印记是如此鲜明，以至于我们几乎可以从他小说的字里行间，追溯到那个口头故事最初被某人讲给某人听的鲜活瞬间——那正是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在漫长岁月里最原始、最本真的源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