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董其武受到毛主席亲切召见，回去后因何事辗转反侧？ “董将军，1950年4月27日晚七点，主席在勤政殿等您。”警卫轻声提醒。车窗外，中南海的灯光被夜色涂出一层温暖的晕圈，董其武捏了捏袖口，心脏不受控制地加速——这一刻，他等了整整一年。 董其武出身西北军，枪林弹雨里练成果敢性子，却也难免犹豫：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顶着生死压力在协议上按下手印；而此时的绥远，电台里尽是“敌进我退”的噪音。夜深人静，他靠在军部宿舍的木门上琢磨：跟南京硬杠，还是学北平谈判？ 广播里的《东方红》像是催化剂，他干脆套上棉大衣直奔北平。见到傅作义的那天，院子里落雪，傅作义半开玩笑：“忙成这样，还跑来？”董其武回一句：“越乱越得来。”一句话，把他从犹豫不决拉进了“和平起义”这条新轨道。 形势逼人。南京一纸命令：全师西撤。董其武没照办；又一纸电令：军饷停发。绥远兵饷本就紧巴巴，他索性“以退为进”，象征性撤走一支警卫连，骗来1900两黄金，当场记账——这钱先养兵，后续再说。毛主席得到汇报，只回两句话：“黄金可以收，思想要稳。” 春风一点点吹暖了草原。1949年9月19日凌晨，几声清脆的电键敲响，艾青诗句般的通电飞向北平：绥远起义成功。次日，华灯初上的西单外交部街，毛主席复电：“团结一致，建设新绥远。”简短，却掷地有声。 起义后事多得很，董其武忙到国庆都没进京。1950年3月，他与高克林等接受中央调训，住进小酱房胡同十九号。院里老藤缠满篱笆，傅作义、潘纪文常来碰头。4月26日深夜，周总理批阅完他们的工作报告，亲笔把“国民党反动政权”改成“蒋介石反动政权”，批改痕迹像课程表一样密密麻麻。董其武感叹：“凌晨一点，总理还在挑字眼，这股认真劲儿，服了。” 第二天政务院会议，周总理向众人介绍董其武，掌声热烈到让他脸颊发烫。可他没顾上寒暄，心里只剩一个念头：什么时候见主席？傍晚，傅作义笑吟吟推门：“今晚去中南海。”短短七个字，却像战鼓。 进入书房，毛主席放下手中文件，两步迎上来，大手一握：“同志辛苦了！”一句“同志”，把董其武紧张情绪化成一股热流。他原想准备发言稿，话到嘴边却只蹦出三个字：“主席好！”毛主席爽朗一笑，拉着他坐下，“蒋介石掏钱掏官位，拦不住你们；共产党没什么法宝，只讲诚意。诚意能不能打动人？”董其武忙答：“能！” 三个多小时，主席从红军长征讲到华北解放，又谈到改造旧军队的难点。他语气平和，但层层摆事实、讲逻辑；“部队归拢后，干部思想改造，两年见效；绥远离蒙古近，民族工作要细。”这些话一句一句烙在董其武脑子里。傅作义提醒主席休息，主席笑着站起：“傅宜生又来催我咯，今天先谈到这儿。” 夜里十一点，车子驶回小酱房胡同。院里静得能听见榆钱落地，众人洗漱后各自回房，唯独董其武在书桌前坐着不动，台灯下，他翻出工作报告，又取过毛主席语录，小心抄写。为什么睡不着？兴奋是一层，更深的，是一句话：“你还不是共产党员吧？”这颗子弹一样的话，穿透胸膛，嵌进心里。 之后的三十二年，他一次次递交申请：1956年上交私宅草案，未果；1964年，请战支援“三线”，未批；1980年，统战部上门告知“早已合格”。可他不满足，“手续是形式，也得走完。”1982年，83岁的董其武正式宣誓，他在日记里写：“等了半生，终于找到了组织。” 老将军晚年常念叨两句自作的诗：“闻道虽晚志不衰落，甘将余生献人民。”辗转反侧的那一夜，也许正是这两句诗的起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