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冷月英称：“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文彩五斗租谷，刚生孩子三天，就蒙上眼睛扔进了刘家水牢关了七天七夜……” 1951年，土地改革正搞得热火朝天，冷月英在大邑县的群众会上讲了她的遭遇。 话音刚落，台下就炸了锅。有老婆婆抹着眼泪念叨“造孽哟”，年轻后生攥着拳头骂“刘文彩不是人”。 没人注意到，冷月英敞开的衣襟里，还裹着刚满周岁的小儿子——那是她在新社会生的第一个娃，眉眼间带着她从未有过的安稳。 这事得从1942年说起。冷月英娘家是佃农，嫁给同村的张老实后，两口子租了刘文彩名下的三亩水田。 那年头，地主收租有“铁板租”的规矩，不管年成好坏，租子一文不能少。1943年春，川西遭了百年不遇的旱灾，田里的稻禾卷了叶，到秋收时，一亩地才打了两斗谷，还不够种子钱。 刘文彩的管家带着家丁来收租，算盘打得噼啪响：“三亩地，原定租谷三石，按‘荒年折扣’算，至少得交一石五，你家现在只够交一石，还差五斗。” 冷月英那时正怀着孕，挺着肚子给管家磕头，求宽限到明年春耕。管家踹了她一脚：“刘文彩的租子，敢欠？要么拿人抵，要么拿娃抵！” 她男人张老实急了，抄起扁担要拼命，被家丁按在地上打了个半死，断了三根肋骨。 没过多久，冷月英早产了，生了个女娃。她还没从产床上爬起来，管家就带着人来了。“欠租不还，按规矩办！”两个家丁架着她，用黑布蒙了眼，往刘家大院走。 她只听见风声和自己的喘气声，脚下磕磕绊绊，直到被推进一个湿冷的地方——水没到腰，腥臭味直往鼻子里钻，黑暗中能摸到墙壁上滑腻的青苔。 这就是后来传遍全国的“刘家水牢”。冷月英说，那七天七夜，水没到胸口，刚生完孩子的身子泡在冷水里，疼得像被刀子割。每天只有家丁从铁栏外扔进来一块发霉的窝头，她得在水里摸半天才能捡到。 女娃被留在家里，由邻居照看，饿了就喂点米汤，差点活活饿死。 第七天头上，她男人卖了家里最后一头耕牛，凑够五斗谷送过去，她才被拖出来，浑身浮肿，腿上全是被水里虫子咬的脓包，连站都站不稳。 在1951年的群众会上，冷月英撩起裤腿，露出腿上凹凸不平的疤痕：“你们看，这就是刘文彩给我留的记号！ 旧社会，咱农民的命不如地主家的狗，欠五斗谷就要死要活，哪有天理？”台下的农民们哭成一片，有个老汉站起来喊：“我爹当年就是被刘文彩逼得跳了河！他收租时用大斗进、小斗出，一石谷实际要多交三升！” 这事很快传遍川西，成了土地改革的活教材。工作队进村后，在刘家大院果然找到了那间水牢——原是储存鸦片的地窖，后来被改成关押欠租农民的地方，墙壁上还留着抓挠的痕迹。 刘文彩的佃户们纷纷站出来作证：有人因为交不起租被打断腿，有人的女儿被抢去当丫鬟，更有人在逼租时被活活打死。 有人说，冷月英的遭遇是那个时代农民苦难的缩影。可为什么五斗谷就能压垮一个家庭？为什么地主能如此肆无忌惮地欺压百姓？ 这背后，是封建土地制度的毒瘤——占人口不到10%的地主霸占着70%的土地，农民辛辛苦苦种一年地，到头来大部分收成要交给地主，自己只能在饥饿线上挣扎。 冷月英后来成了当地农会委员，带着农民丈量土地、分田地。她总说：“不是我恨刘文彩，是恨那个吃人的世道。 现在分了田，咱农民才算真正站着活了。”可当她第一次在自己分到的田里插上秧苗时，还是忍不住哭了——要是当年有这一亩三分地，她何至于遭那七天七夜的罪？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可那些刻在普通人身上的伤痕，总能提醒我们曾经走过的路。冷月英的故事，不只是一个人的遭遇，更是一个时代的镜像。 当我们回望那段历史，看到的不只是地主的残暴，更有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对公平的追求。这样的故事，值得我们永远记取吗？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