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正值抗战最艰难的阶段，日军扫荡不断，伪政权如藤蔓般攀附在各地，渗透进普通人的家庭里。有的人为了活命变节，有的人却在平凡的生活里默默坚持。这天，一顿看似普通的饭局上，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妇人忽然低头压声，向她的侄子提出一个惊人的要求——要300发子弹。她要干什么？她又凭什么认为，一个“汉奸”会帮她完成这个大胆的请求？ 老妇是个平凡的村妇，脸上刻满风霜，手上满是老茧。她一直生活在这个被战火围困的小镇上。表面上看，她与世无争，低头种田，抬头织布。可没人知道，她的院子地下埋过枪，她的米缸里藏过人。 她有个侄子，原是读书人，后加入伪政府，当上了一名地方干部。穿皮鞋，讲官话，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审人发令。他的升迁换来的是整家族的安稳，也换来了背地里的指指点点。 这天，老妇请他回家吃饭，说是“久没走动，来吃顿热饭”。饭桌上一应俱全，连平时舍不得动的咸菜都端了出来。侄子坐下，刚夹一筷子，就感觉气氛不对。老妇没多话，只是盯着他，不紧不慢地添饭，布菜。 然后，她忽然把头凑近桌边，压低声音，问了一句。 “能不能给我弄300发子弹？” 话刚落，屋子里一下安静了。连炕角上的老猫都停了舔毛的动作。空气凝固，碗筷僵在半空。 这句话不是玩笑，也不是虚张声势。 老妇并非突发奇想。她早就知道，游击队最近缺弹。敌人封锁严密，补给线断裂，周边几个根据地都在节衣缩食打游击。有人伤了腿，有人弹尽援绝。她平时去集市卖鸡蛋、换粮食，就是为了套近乎，探消息，联系地下交通员。 可战争不是烧香拜佛，光有愿望没用。她手上没枪、没钱，唯一能靠的，就是她那个“走歪路”的亲侄子。 她赌这个人还记得祖坟在哪，还记得小时候吃她炖的山药鸡汤，还记得她当年背他过河，擦他鼻涕。 她只说一句，不带情绪，也不解释缘由，只报了个数。300发，不多不少，正好够一个游击小组打一仗。 侄子脸色瞬间变了。那不是惊讶，而是恐惧。他意识到，这不是一句牢骚，而是一张“死刑判决书”。 这一刻，他被逼到墙角。做，就得背叛自己当前的主子；不做，就是彻底把这个老太太推去死地。 他脑中飞快盘算，谁在盯他，谁会审他，这事传出去后果几何。他不是没胆，是太懂伪政权的铁规。背后是日军和特务，谁被抓，先打十棍子再问话。 他咬牙，拍桌，站起来，厉声拒绝。声音很大，像是在警告她，也像是在吓自己。 桌子一响，菜翻了，筷子掉了，老妇的眼神却没变。 她不哭，也不吵。她只是静静地坐着，用衣袖把桌面擦干净，又把掉地的筷子捡起来放回碗里。 她没再多说一句，只是站起身，慢慢收拾碗筷，像什么也没发生。侄子夺门而出，连门都没带上。 之后的几天，她更沉默了。村里人见她脸色不好，还以为她病了。只有她自己知道，那顿饭之后，她赌输了。 可她没停。 她换了个方式，不再找侄子，而是悄悄摸上山，找到游击队。她给他们送水、送干粮、送草药。她用针线给伤兵缝补裤脚，用家里的炕头给人捂脚取暖。 子弹她弄不到，可她能做的，很多。 村里渐渐有人知道她的事。有人劝她收手，说“你那侄子要是再举报你，你命都没了。”她不听，只说一句：“命不是用来怕的。” 战争还在继续。游击队逐步壮大，敌人扫荡日趋疯狂。 老妇后来到底有没有被抓，没有确切记载。有人说她躲过了，有人说她在一次送粮途中牺牲了。村里的老人都记得她曾扛着一个破箩筐，爬山三十里，为游击队送了一壶热水。 那位侄子后来也没逃脱。战争结束前，他因泄密被日军怀疑，遭到清算。临死前他一直说一句话：“我没给她子弹。” 这句话被人记了下来。不是因为他冤，而是因为一个老人要子弹，是为了打仗；一个汉奸不给，是为了自保。 多年后，地方党史在整理抗战民间记忆时，把这个故事写进小册子。标题就叫《一桌饭与三百发子弹》。 很多人读后沉默良久。 她没开过枪，也没穿过军装。她只是一位妇人，一次吃饭，一句请求。 可她的心，比一支三八大盖还硬，比三百发子弹还重。 战争改变了很多人，但不是所有人都被打垮。有人在刀口下变节，有人在饭桌前挺身。那位老妇人没受过教育，也没上过战场，但她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她请亲侄吃饭，不为亲情，而是为了信仰。她不怕拍桌怒吼，也不怕被出卖。她赌的是人心，拼的是良知。 在抗战的漫长历史中，她可能只是一个小小注脚。但在那顿饭的记忆里，她像一堵墙，挡在黑暗与光明之间，纹丝不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