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最霸气的语录：“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得到人民拥护”。 “我是站在人民之中，不是站在人民之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台下鸦雀无声。那些听惯了汇报稿、讲话稿的人头一次发现，原来一个身处权力高位的领导人，也可以用这么直白、甚至有些“倔强”的方式，表达他的政治态度。毛泽东的语气不高不低，但听进去的人，往往沉默良久。 在那个年代，“人民”这两个字不是修饰用的，也不是挂在墙上的横幅标语。它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也是一种实打实的政治逻辑。毛泽东并不把自己看作“在上面讲话”的人，而是“在中间倾听”的人。他要的不是人民仰视他，而是能走到他们中间，听他们说话、吃他们吃的饭、干他们干的活。 他认定，干部不是贵族。哪怕职位再高，本质上也要是个劳动者。不是说为了形象搞搞作秀，而是从骨子里认定自己和人民是一伙的。他讲得最直接的一句话，是：“你官做得再大，也只能以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句话后来在很多场合都被引过，有些人把它当口号，有些人当箴言，真正把它当作规矩来守的人，其实不多。但当初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加任何润色，也没有等着掌声。他只是在提醒那些越来越不愿下地、不爱出汗的干部们，别忘了自己原来是从哪儿出来的。 这个“从哪儿来”，其实他记得最清楚。他不是在大理石大厅里长大的，也不是穿着呢子制服长大的。他的第一份劳动是在湘潭的田里，脚踩泥巴，背晒脱皮。他见过挨饿的样子，也见过挑水的苦。他曾说过一句话：“我们这些人原来不就是老百姓嘛。”这话看似平常，但要真敢在高层会议上这样讲，而且讲得很自然，那就不是凡人能做到的了。 对他来说，“劳动者”不仅是身份标签，更是干部的基本资格。他常说，如果不劳动，就很难理解农民的辛苦，也很难知道政策下去之后到底是方便了谁、麻烦了谁。干部要是永远坐办公室，写的政策也只能在纸上飘。他尤其反感一种干部：满嘴术语，脚底却不沾泥。他曾在会议上说得很直接：“不劳动，就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老百姓也就不信任你。”这些话没有什么文饰，但句句都有劲。 他不是那种坐在台上动嘴的人，他更愿意往地里走。安徽考察那次，他听说农民一年只有二十元现金，当场就皱起了眉头。他说得很清楚：“二十元太少了，得想办法搞到五十、六十，最好是一百。”旁边的人有人点头，有人迟疑，但他话已出口，便是定心丸。他没有讲理论，而是讲数字、讲吃饭、讲过日子的感觉。他关注的不仅是人吃没吃饱，还有有没有油水、有没有棉衣，孩子能不能读书，妇女能不能学农活。 不是说他情绪化，而是他的政治敏感，总是从最日常的琐事中生出来。他不愿讲大道理，却常常为一斤猪油改一行字。有一次，他在审阅一份养猪收购的报告时，看到“每头猪留给农民十到十五斤肉”，便在后面加了一句：“其中应有猪油四到五斤。”这不是耍细腻，而是知道这四五斤油能让一个农村家庭的锅里香上好几天。这种对细节的在意，不是形式，是温度。 他从不把自己放在特殊的位置。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杨开智，也就是他前妻杨开慧的哥哥，想来北京谋个职。他一看这事，马上给湖南省委去电，说得很直接：“不要来京，按能力分配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接着又单独给杨开智发电：“一切按规矩办，不要让政府为难。”这两封电报被后来不少研究者当作“拒绝走后门”的经典案例，但在他那儿，就是件平常事。他是把权力当责任，而不是资源。 他从不回避监督。很多人怕监督，怕被问责，怕老百姓盯着他。他反倒欢迎这种“盯”。他在延安窑洞里跟黄炎培谈过一个问题：怎么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他的回答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没有什么高深的术语，也没有故作姿态的体系搭建。他说，“只要政府不怕人民，人民就不会怕政府。”这话今天听来依然扎心。那种真正让人民有话说、有权发声的政治自觉，在后来很多年里都成为稀缺品。 对他来说，真正的“初心”，不是挂在嘴上的口号，而是生活中、政策里、选择上的细节表现。他带队伍的时候就说过一句话：“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话，是一件件事地做出来的。”这句话写在很多会议室的墙上，但要真说做到“件件事地去做”，其实是很难的。他在江西瑞金讲《关心群众生活》的时候，提到的也都是小事：桥小不小？学校开没开？病人有没有药？这不是装样子，而是那个年代最真切的政务工作。 他没觉得“为人民服务”是光荣的口号，而是最基本的规矩。他反感那种只喊口号不干实事的干部，也反感那种动辄摆架子不听意见的领导。他说得很清楚：“要当群众代表，不要脱离他们。”这是他对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对自己的长期警惕。他怕的不是对手，而是干部变形。他最担心的是党一旦变成一个只讲权力、不讲劳动的系统，那就离群众越来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