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校有个女老师姓张，教语文的，长得特别漂亮，皮肤白得发光，说话声音也好听。刚

我们学校有个女老师姓张，教语文的，长得特别漂亮，皮肤白得发光，说话声音也好听。刚来学校那会儿，好多男老师都找借口往语文组跑，就为了多看她两眼。张老师总穿素雅的连衣裙，袖口别着精致的珍珠别针，板书时粉笔字像打印出来的，连“的地得”都标得工工整整。我是她的课代表，每天去送作业本，都能看见数学组的李老师假装路过，手里的教案都拿反了。 张老师讲课不像别的老师照本宣科。讲《荷塘月色》时，她会带我们去学校的池塘边，指着荷叶上的露珠说：“你们看，这就是朱自清说的‘明珠’。”阳光照在她脸上，绒毛都看得清清楚楚，有个调皮的男生说：“张老师比荷花还好看。”她脸一红，捡起片荷叶顶在那男生头上：“上课要专心。”荷叶的清香混着她身上的栀子花香，飘了满池塘。 有次月考，班里的平均分垫底，教导主任在会上点名批评。张老师没骂我们，反而在晚自习时带了锅银耳汤，说：“题目难，大家尽力就好。”她给每个同学盛汤，轮到我时，勺子在碗里多搅了两下，“你的作文写得真好，有灵气”。银耳汤甜甜的，我喝着喝着，眼泪掉在碗里，溅起小小的涟漪。 男老师们的殷勤渐渐变了味。有人给她桌上放匿名情书，有人在办公室说她“光靠脸吃饭”。张老师从不理会，只是把情书收进抽屉，批改作业到更晚了。有次我去取作业本，见她对着《唐诗宋词选》发呆，手指在“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那句上轻轻划，窗台上的栀子花谢了几朵，蔫蔫地垂着头。 转折出现在那年校庆。学校要排《雷雨》话剧，张老师自告奋勇当导演。选角时，她让数学组的李老师演周朴园，“您的严肃劲儿特别像”；让体育老师演鲁大海，“身板结实，有力量”。排练到深夜，她给大家买热豆浆，李老师抢着付钱，说“导演最辛苦”，张老师笑着说“下次您请我们吃冰棍”，气氛突然就轻松了。 演出那天，张老师穿着旗袍当旁白，声音清亮又有穿透力，台下的掌声经久不息。谢幕时，李老师捧着束栀子花走上台，说“这是全体演员送您的”，花瓣上还带着水珠，像刚从枝头摘下来的。张老师接过花，眼眶红红的，说“谢谢大家”，声音里带着点哽咽。 从那以后，语文组门口清净多了。李老师路过时会正经讨论教学问题，体育老师见了她会喊“张导好”。有次我听见办公室的老师们聊天，说张老师把匿名情书都改成了练字纸，“背面还写着批改意见呢”。她窗台上的栀子花总有人悄悄换新的，不知道是哪个老师送的。 张老师的语文课越来越受欢迎。她带我们办手抄报，把优秀作品贴满走廊；组织诗歌朗诵会，连最调皮的男生都背会了《将进酒》。有个转学来的插班生，语文基础特别差，张老师每天放学后给他补课，从拼音开始教，作业本上的红勾越来越多。期末考，那男生的语文考了七十多分，抱着试卷在走廊里哭，张老师拍着他的背说“你看，你能行”。 我升上初三那年，张老师结婚了，新郎是教育局的干事，听说也是她的学生。婚礼那天，我们全班去送祝福，她穿着婚纱站在门口，比平时更漂亮了，手里的捧花里，除了玫瑰还有几朵栀子花。李老师笑着说“以后要叫张师母了”，张老师把捧花递给我，“送给我们最棒的课代表”，花瓣落在我手心里，软软的，像她讲课的声音。 现在我也成了老师，教的也是语文。每次站在讲台上，总会想起张老师带我们看荷花的样子，想起那碗甜甜的银耳汤。办公室的窗台上，我也摆了盆栀子花，有年轻老师问我“是不是有什么故事”，我笑着说“这花能让人静下心来”，就像当年那个漂亮的张老师，用她的温柔和认真，教会我们比课本更重要的东西——好看的皮囊会老去，但骨子里的从容和善良，永远像盛开的栀子花，香得长久，美得扎实。 偶尔回母校，还能看见张老师，她现在是语文组组长了，头发剪短了，眼角有了细纹，却还是那么有精神。她拉着我看新出的校本教材，里面有篇她写的序言，说“教育就像种栀子花，急不得，要慢慢等它开花”。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她脸上，我突然明白，当年那些男老师的目光里，除了欣赏，更多的是被她身上那种认真生活的劲儿打动——原来真正的漂亮，从来不止是脸蛋，更是骨子里那股把日子过得像诗一样的温柔和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