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25岁女知青抱着4岁儿子回京，母亲气得半死，怒骂她未婚先孕，不知羞耻。谁料，当她得知孩子的身世后，却立马变脸，抱起孩子打算自己来。 邵红梅，1951年出生在北京东四胡同的一个普通四合院家庭。家里不算富裕，父亲在供销社上班，母亲在家操持家务，哥哥是个学校会计。她从小就爱读书，煤油灯下翻书本的日子让她梦想当老师。可1968年，18岁的她接到通知，要去陕西延川县插队。那会儿知青下乡是大事，她收拾了个帆布包，坐上火车，离开了熟悉的胡同。 到了陕西，邵红梅被分到赵砚田家。黄土高原上的村子条件苦，土坯房简陋，周围全是麦田和玉米地。她刚到时水土不服，发了高烧，差点没挺过去。赵砚田的妻子闫玉兰怀着七个月的身孕，硬是冒雨走了二十里路到公社卫生所拿药。回来时摔得满身泥，手里还攥着退烧药喂她喝下。邵红梅病好后，心存感激，开始帮着干活，挑水劈柴，慢慢融入村里生活。 1969年春天，闫玉兰生孩子。难产折腾了一天一夜，小男孩赵玉刚出生了，可闫玉兰却因为失血过多去世了。赵砚田没了媳妇，整个人像是垮了，蹲在院子里哭得喘不上气。邵红梅看着刚出生的孩子，心里一软，决定留下来照顾他。她用山羊奶喂养，晚上哄睡，白天干活带娃。村里有些人嚼舌根，说她想赖在赵家找依靠，她懒得解释，就这么默默撑着。 几年过去，1976年夏天，一场暴雨冲垮了村里的粮仓。赵砚田跑去抢救粮食，邵红梅把孩子托给邻居也跟了上去。结果粮仓塌了，赵砚田为了推开她被房梁砸中，没能救回来。邵红梅哭得昏天黑地，几天后办了收养手续，带着四岁的赵玉刚回了北京。她心里清楚，这孩子是闫玉兰和赵砚田的命根子，她得替他们养下去。 1976年夏天，邵红梅抱着赵玉刚回到北京。火车站人头攒动，她满头汗水，肩膀被帆布包勒得生疼。回到东四胡同的老宅，母亲正在屋里干活，看到她抱着个孩子进来，愣了一下，随即火冒三丈。老太太以为邵红梅未婚先孕，觉得丢了邵家的脸，气得抄起笤帚就骂她不知羞耻。邵红梅吓得护着孩子往后退，帆布包掉地上，东西散了一地。 关键时刻，她赶紧解释，这孩子不是她生的，是闫玉兰和赵砚田的。她把陕西的事一五一十说了出来：闫玉兰冒雨救她的恩情，难产去世的惨剧，赵砚田救粮牺牲的经过，还有她承诺照顾孩子的决心。母亲听完愣住了，怒气慢慢消了。她看着赵玉刚那张小脸，孩子怯生生喊了声“姥姥”，老太太眼眶一红，立马把孩子抱过去，说要帮着养。 回到北京后，邵红梅被分到国棉厂干活。车间里机器响个不停，棉絮飘得到处都是，她很快上手纺纱机，干活麻利，同事都夸她踏实。几年后，1983年，厂里来了个技术员周建华，三十多岁，人老实，修机器很有一手。他知道赵玉刚的事后，主动帮忙辅导功课，还常带点小零食来看孩子。1984年元宵节，周建华带他们去看花灯，之后鼓起勇气求了婚。1985年春天，俩人在四合院结了婚，邻居同事都来捧场，赵玉刚还捧着戒指乐呵呵地跑前跑后。 赵玉刚在周建华的教导下学习努力，后来考上军校，成了一名军人。1997年香港回归那天，他带着未婚妻回家，胸前别着军功章，邵红梅高兴得手都抖了。一家人决定回陕西祭奠赵玉刚的父母。到了延川，村里变化不小，他们在后山找到坟地，邵红梅烧了纸钱，跟墓碑说了这些年的经历。村民听说后摆了宴席，都夸她够义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