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记得1989年那个早秋的清晨，我背着一个墨绿色的军书包，左手拎着一条小木凳，右手拽着姐姐的衣角，跟着姐姐后面，第一次踏进求学的大门。那个时候，学校有课桌，却没有坐的凳子，都是家里带着的。父亲在开学前一天，临时用废弃的木头为我定制了一个宽面板的凳子。尽管凳面已经被父亲用刨子刨得凹凸不平，但小时候感觉不出有多膈应。
乡村的学校很简单，两排土坯房相对而立，每排三间，中间隔着个方方正正的院子。东头那排从左到右是一到三年级，西头则是四五年级，最南边单独隔出一间做教师办公室。黄泥混合麦秆的墙壁被雨水冲刷出深浅不一的沟壑，墙皮斑驳脱落的地方露出里面暗红色的土砖。窗户没有玻璃，只用塑料薄膜钉着，风一吹就哗啦啦响，像谁在低声说话。所以，我们最怕下雨天和冬天，雨水和着冷气，冻得不行。
教室里弥漫着泥土和粉笔灰的味道。三十多个孩子挤在二十张破旧的课桌上，桌面布满刀痕和铅笔涂鸦，有的缺了角，有的裂了缝，用铁丝捆了又捆。我的课桌抽屉底板早就掉了，母亲用一块化肥塑料袋钉在下面，装着我的算术本和半截铅笔。每个学生都从家里带凳子，高的矮的，方的圆的，像是凳子博览会——前桌二牛甚至搬来一张爷爷传下来的太师椅，上课时总发出"吱呀"的呻吟。
院子正中央立着那棵雪松，快有瓦房高了，枝繁叶茂的树冠像把巨伞，几乎遮住半个院子。树干要两个孩子才能合抱，树皮粗糙得像农村爷爷辈的手掌。春天我们采松针互相扎人玩游戏，夏天在树荫下跳皮筋，秋天捡松果玩"打鬼子"的游戏。李老师说这棵树比他还大，是建校时老校长亲手栽的。
操场其实就是教室西边的一片黄土地，一下雨就泥泞不堪，天晴了又硬得像铁板。我们在上面踢毽子、滚铁环，风起时黄尘漫天，每个人都成了"土行孙"。上课铃响时，大家拍打着身上的尘土冲进教室，留下一路杂乱的脚印。
北面教室后面是片小小的坟地。那里埋着村里的老人，包括我的爷爷和奶奶。父亲说他们是六几年浮夸风那年头饿死的，但坟头都长得差不多，都是光秃秃的，我始终分不清哪两座是他们的。为什么光秃秃，因为男孩子体育课，基本就是站在高高的坟头，俯冲下去，玩斗鸡的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