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李运昌和其他300人，被日军7000人重重包围。一妇女说带他们突围，不料却领着他们来到一座悬崖峭壁前。李司令一看，瞬间惊呆：“这下真没办法了！” 1988年一天，为了见一个人，快八十岁的李运昌老爷子一晚上没怎么合眼。他心里揣着个事儿，像块石头，压了四十多年。一见到人，他就急不可耐地问朱海清：“你妈呢？我要见她。” 空气一下子就凝固了。朱海清的声音听不出啥情绪，干巴巴的，透着一股沙哑：“我妈六年前就走了。” 满屋子的人，谁都没再说话。 聊这事儿，就得把时间拨回到1943年。 那时候，冀东的日子不是一般的难。日军搞“无人区”，烧光、杀光、抢光，老百姓活得像风里的草。李运昌是冀东军区的司令，黄埔军校四期毕业，跟林彪是同学。但在冀东老百姓心里，他比谁都亲。他打鬼子是出了名的狠，做事也干脆。 1943年1月，天还没亮透，李运昌带着军区机关和警卫部队三百来人，在承德兴隆县的达峪村，被七千多日伪军像包饺子一样，死死围住了。 兵力差得太悬殊，硬拼就是送死。李运昌当机立断，下令烧掉文件，砸了电台，准备分头突围，能冲出去一个是一个。 就在这节骨眼上，一个女人站了出来。她叫张翠屏，是当地八路军交通员朱殿昆的媳妇。她怀着八个月的身孕，还是一双小脚。村里人都叫她“麻利嫂”，因为她干活快，走路带风，啥事都办得利利索索。她家就是八路军的堡垒户，藏伤员、送情报，是常有的事。 她说：“司令，跟我走，我知道一条鬼子摸不清的山道。” 李运昌瞅了瞅她，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这能行吗？可眼下，除了信她，没别的路了。 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风跟刀子似的刮。张翠屏就在前头带路，三百多个战士跟在后头，踩着没过膝盖的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深山里钻。没人吭声，只有呼哧的喘气声和踩雪的咯吱声。 最要命的是，她领着大家到了一座悬崖跟前。 黑乎乎的峭壁，像一堵墙，挡住了去路。李运昌心里一沉，倒吸一口凉气：“这下真没办法了！” 谁都没想到，张翠屏回头对大家说，“你们等等，我去解个手。”她转身就消失在黑暗里。过了一会儿，崖顶上垂下来一根绳子，是她把自己的绑腿解下来，连在一起做成的。原来她趁着夜色，凭着记忆里砍柴时留下的印象，硬是徒手爬了上去。 一个怀着孕的小脚女人，第一个爬上了几十米高的悬崖。这画面，你敢想吗？战士们就靠着这根“救命绳”，一个个地翻了过去。 可磨难还没完。翻过悬崖，又要过一条封冻的河。冰面又滑又脆，张翠屏一脚踩空，摔倒在地。这一摔，孩子直接早产了。 一群打仗的硬汉，全慌了神。他们赶紧脱下棉衣，在冰天雪地里围成一圈人墙，给张翠屏挡风。也不知过了多久，一声婴儿的啼哭划破了寂静的夜空。 一个新生命，就这么在冰面上、在枪炮的威胁下降生了。 张翠屏也硬气，缓过劲来，直接用牙咬断了脐带，把孩子包好。李运昌脱下自己的大衣，把母子俩裹得严严实实。他给孩子起了个小名，叫“冰儿”，大名叫朱海清。 大伙儿轮流用担架抬着母子俩，总算是冲出了包围圈。 分别时，李运昌想留下点什么，可张翠屏啥都不要，摆摆手就带着孩子回家了。 八路军是安全了，可张翠屏一家的厄运才刚开始。 带路的事，不知道被哪个汉奸告了密。日本人冲进她家，把她抓走严刑拷打，用铁刷子刷她的头皮，把头发连着头皮都撕了下来。她愣是一声没吭，就说不知情，鬼子这才信了。她丈夫朱殿昆，在一次送情报时被捕，为了保护机密，他把情报吞进肚子，被日军残忍杀害。 张翠屏带着孩子，拖着被打坏的身子，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她不敢在原来的村子待，一路逃到了百里外的荒地沟村，隐姓埋名。头上的伤疤再也长不出头发，她就常年戴着头巾。 解放后，日子依然清苦。她一个人拉扯着孩子，挖野菜、吃地瓜，穷得叮当响。她手里其实有“底牌”——抗战时，八路军在她家吃住，前前后后打了七千多斤粮食的欠条。那年月，这笔“巨款”足够让她和孩子过上好日子。 但她从来没想过去兑现。别说三年困难时期家里都揭不开锅了，就是临死前，她都没跟儿子提过这事。她只是反复叮嘱朱海清：“咱家没对革命有啥功劳，是革命和八路军对咱家有恩。以后不管多难，都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982年，张翠屏病逝，终年70岁。她把这份天大的恩情和一辈子的苦，全都带进了坟墓。 朱海清后来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才在一个破旧的木匣子里，发现了那些泛黄的欠条和一张手绘的突围路线图。 而另一边，李运昌几十年来，从没忘记过那个雪夜。他托了很多人，在兴隆县、在五指山区，反复打听“麻利嫂”和“冰儿”的下落。可张翠屏改了名，换了地，人海茫茫，哪里找得到？ 直到1988年，一位党史研究员根据“黑河川妇女雪地救八路”的零星记载，几经周折，才终于找到了已经四十多岁的朱海清。 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当李运昌提出要接朱海清去北京，给他安排工作时，他一口回绝了。 他说：“我妈临终前嘱咐过，不能给组织添麻烦。我不能违背她的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