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被劳教24年的抗战英雄吴其轺重获自由。靠蹬三轮车，他一天能赚1块2毛钱。但谁能想到，这个身上的衣服洗掉了色，拉着满车废品的老人，曾是拥有几十枚战功勋章的“飞虎队”王牌飞行员，空军中校呢？ 吴其轺的人生，像坐了趟过山车。他1918年生于浙江杭州，家里是书香门第，父亲是晚清秀才，哥哥们要么行医要么教书。1937年夏天，他正读之江大学，日军的炸弹突然落在校园里，图书馆的古籍烧得噼啪响，穿长衫的教授们蹲在废墟上哭。那天起，他撕碎了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揣着家里给的两块银元，一路扒火车去了昆明，考进空军军官学校。 在航校，他是出了名的“拼命鬼”。教官说他“眼里有火”，别人练5小时飞行，他偷着加练到8小时，摔过两次机，腿上留的疤像条蜈蚣，他却跟战友笑：“这是老天爷给我盖的章，证明我够格上天打鬼子。”1941年，他被选入美国援华航空志愿队——也就是后来的“飞虎队”，驾驶P-40战斗机，在滇缅公路上空跟日军零式战机周旋。 那些年，他的名字常出现在战报里。一次护航运输队，12架日军战机围上来，他单机冲过去，在云层里翻筋斗，硬生生把敌机引开，机身被打穿37个洞，回来时油箱都在漏油。地勤人员数弹孔时手直抖，他却叼着烟笑：“再晚回来一分钟，运输队的弟兄们就成靶子了。”到抗战胜利，他击落过5架敌机，手上的战功勋章能铺满半个桌面，其中那枚“飞行优异十字勋章”，全飞虎队只有20人得过。 可谁能想到，这样的英雄会栽在“历史问题”上。1949年后，因为曾在国民党空军服役，他被送进劳改农场。24年里，他挖过煤，修过水库，最重的活是扛钢轨，一天走30里路，肩膀磨得血肉模糊。同监的人知道他会开飞机，打趣说“天上飞的到地上爬的，你全占了”，他从不接话，只是把工分记在心里——多攒点分，或许能早一天出去见家人。 1974年走出农场，他56岁，背驼了，手指关节因为常年干重活变了形。儿子去接他，见他穿着囚服改的衣服，眼泪直掉，他却拍拍儿子的肩：“哭啥？我还活着，就比那些没回来的战友强。”家里穷，他没要政府安排的扫大街工作，自己攒钱买了辆二手三轮车，每天天不亮就去废品站等着，收纸壳、酒瓶，中午啃个冷馒头，晚上把赚的钱一分一分码好，给生病的妻子买药。 有次在街头，他拉着一车废纸，遇上当年的飞虎队战友。那战友后来去了台湾，回来探亲时坐着小轿车，见他蹬车的样子，隔着车窗哭了。他却停下来，擦了擦汗，笑着说：“你看，我现在也在‘飞行’，就是改在地上了，照样能养活自己。”他从不说委屈，儿子偷偷翻他枕头，发现底下压着张泛黄的照片——那是1945年他穿着飞行服的样子，胸前的勋章闪着光，眼神亮得像天上的星。 为啥他能扛住这24年的磋磨？邻居说，他常对着西湖的方向发呆，嘴里念叨“当年就是从这里起飞打鬼子的”。或许在他心里，那些在天上守护过的山河，比地上的苦难更重。他蹬车时总爱哼《松花江上》，调子跑了十万八千里，可听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老兵在跟自己的青春对话，跟那段不能被忘记的历史较劲。 1991年，美国方面邀请他参加飞虎队纪念活动，他翻出那件洗褪色的中山装，把唯一保存下来的一枚勋章别在胸前。有人问他恨不恨，他摇摇头：“恨啥？我打鬼子是为了国家，蹬三轮是为了家，都是该做的事。” 一个曾在云端守护家国的英雄，在泥泞里照样把日子过得有尊严。这难道不是一种更动人的勇敢？不是对“英雄”二字最实在的注解？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