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伊朗顶尖核科学家一夜之间被斩首，不少人才恍然大悟，中国当年做的有多正确！ 伊朗又有核专家遇害了，这次不是一个人，而是多名科学家几乎同时遭遇精准打击。从2007年开始，已有十多位伊朗核领域的顶尖人才相继倒下。 这些暗杀手法越来越精细吗，有的是在上班路上被汽车炸弹炸死，有的是被远程遥控武器击杀，甚至还有人在睡梦中遭遇袭击。每次事件后，现场都很少留下明显线索，但矛头往往指向同一个方向。 看到这些消息，不少中国网友开始重新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年我们的“两弹一星”专家能够安全完成任务？答案可能就藏在那套看似“过时”的保密制度里。 上世纪60年代，中国核武器研发正值关键时期。那时候的科学家们有个共同特点：没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连最亲近的家人都不清楚他的具体工作，这不是演戏，而是真实的生存策略。 科研人员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他们不能随意外出，不能透露行踪，甚至连家属探亲都有严格限制。当时有句话叫“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听起来有些残酷，但这确实是在特殊时期保护这些珍贵人才的必要手段。 邓稼先离家研制原子弹时，只告诉妻子许鹿希“国家需要”，然后就消失了。许鹿希甚至不知道丈夫是生是死。这种牺牲今天看来几乎难以想象，但正是这种严格保密，让中国的核武器专家避免了外部威胁。 对比今天的伊朗，差距就很明显了。不少遇害的科学家都有公开的社交媒体账号，有些人甚至会在网上分享工作动态。更让人意外的是，有专家在大学里公开讲座，详细介绍自己的研究方向。 现在的中国科研保密更加精细化，重点实验室基本不对外公开具体位置，核心人员信息严格保密，相关专家出差都有专门的安全安排。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都形成了自觉保密的氛围。 这种保密意识已经深入民间，普通人看到可能涉及军事科研的设施，会自觉避免拍照传播。这不是法律强制，而是一种文化自觉。几十年的教育培养出了这种全民保密意识，成为保护关键人才的隐形盾牌。 当然，保密和开放并不矛盾。中国的科研体系在对外交流方面依然很活跃，关键是要把握好度。哪些可以公开，哪些必须保密，这需要精确的制度设计和严格的执行。 从历史经验看，保护这些人才不仅需要技术手段，更需要完整的制度体系。这包括人员身份保护、行踪安全、信息管控等多个层面。单纯依靠事后反击是远远不够的，事前防护才是根本。 伊朗核专家的遭遇是个悲剧，但也是个提醒。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保护关键人才需要的不仅是技术，更是智慧。那些曾经隐姓埋名的先驱者们，用他们的方式诠释了什么叫真正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