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黄令仪收到通知：停止集成电路和芯片的研发，她冲进办公室大喊：＂不能停，我们会被卡脖子的。＂可对方大手一挥：没钱，黄令仪转身蹲地失声痛哭，谁也没想到，多年后她却成了美国都惧怕的人物。 黄令仪是个不爱抛头露面的人，话也不多，但要说起她这辈子干的事，倒是足够撑起一部中国芯片发展的简史。 1936年，她出生在广西南宁,那时的南宁还是个小地方，离前线不远，离安稳更远。 她小时候就见惯了战乱，躲空袭，吃不饱，穿不暖。很多人说她早熟，大概就是从那时起，她心里就埋下了一句没人教她的话：要想不被欺负，就得强大。 可她没想过做官，也没想着有一天成什么“科学家”，她只是觉得，干实事，比什么都踏实。 年轻时，她在华中工学院读书。 那会儿搞电子的人不多，能听懂“半导体”这仨字的人更少。 但她学得特别快，成绩也特别硬，老师们一合计，把她推荐去了清华大学继续深造。 清华的半导体课不多，但够她啃了。 当时没人知道这个方向以后会有多重要，她也没多想，只是觉得国家需要这个，她就往死里学。 学成之后，她没留在北京，也没进什么机关单位，而是又回到华中工学院。 她在那里建起了国内第一个半导体专业，还带着一帮学生搭建起一个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实验室。里面的仪器多数是自己改装的，有时候连最基础的焊接材料都得“凑”，拿旧瓶瓶罐罐拼出个能用的工位。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她带着学生搞出了最初的国产二极管。 那东西又笨又大，跟国外的差了不止一代，可谁都知道，它是“我们自己做的”。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她被调到了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当时国家在搞“两弹一星”，需要可靠的电子元件支撑。 中科院组建了一个叫“计算所二部”的部门，任务是搞微型计算机、三极管这些新玩意儿。 说是“团队”，其实就是几个骨干和一屋子刚毕业的学生，资料几乎一片空白，设备连国外淘汰的都算不上。 可她硬是咬着牙干了下去，靠着手抄资料、土办法测数据，一点点把中国最早的三极管做了出来。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她和团队的成果拿了大奖。 那一年，中国的集成电路研究终于有了点儿像样的模样。 她知道，接下来只要资金、政策跟上，咱们不是追不上世界。但现实总比预期冷得快。 1984年，她接到通知，说项目要停，研发要撤，理由是经费紧张。 她跑到办公室大喊一句：“不能停，我们会被卡脖子的！”可对方只是摊了摊手，说“没钱”。她没再吭声，转身就蹲在实验室的地上哭了出来。 那一哭不是委屈，是明知道前头有坑，可自己没力气再填。 之后的十几年，她没有离开研究岗位，但一直带着遗憾。 那几年里，国外的芯片像坐火箭一样发展，中国却不得不绕路，甚至靠“拿来主义”勉强维持。 她心里有数，这一耽误，得用几十年来补。 到了2001年，她已经65岁，刚退休没多久。 本以为可以安心过点清闲日子，但中科院的胡伟武找上门来，说想做一款属于中国自己的通用处理器，问她愿不愿意出山。 她听完没多说，只是点了点头。 当时没人看好这个项目，业内都觉得这事儿吃力不讨好，就算做出来，市场也不认。 但她不管这些，她要的不是商业成功，她要的是技术独立。 那时候“龙芯”项目刚起步，团队小得可怜，很多人连系统架构都没完整见过。 黄令仪成了核心人物之一，专管最关键的系统设计与资源协调。她不是坐办公室发指令的那种负责人，而是天天在图纸上画方案、写笔记，有时候晚上还回实验室跟年轻人一起测数据。 2002年，“龙芯1号”终于做出来了，虽然性能还有差距，但它是一块货真价实的国产CPU。 发布那天，她没上台发言，也没接受采访，只在台下静静看着，像看一个老朋友归来。 两年后，“龙芯2号”问世。 她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吃不消了，就向所里申请了退休。 可她没真的退。 休息没几个月，又回到实验室，说是来“看看大家”，结果又卷进了新的芯片设计和测试里。 她不是闲不住，是心里有事。 她知道，只要一天没做到芯片自主可控，这事就没算完。 八十岁那年，她还坐在电脑前校对芯片运算逻辑。 有人劝她别这么拼了，让年轻人来做，她摆摆手说：“你们现在看得见的，都是别人铺过的。”她不是不信年轻人，而是太清楚基础有多重要。 这些年，“龙芯3号”、“龙芯中科”一路推进，国产芯片终于能在高铁、卫星、安防系统里落地。 技术封锁还在，但已经不是那种“全盘受制”的局面。她像老兵，看着后生们往前冲，自己也总算能站得稳了。 2023年4月20日，黄令仪在北京去世，终年87岁。 消息传出那天，不少人沉默了很久。她不是网红，不是院士，也不是拿奖拿到手软的那种“名人”。她更像一把老钉子，钉在一个角落里，不响，但稳。 很多年轻人是看着“龙芯”的新闻才知道这个名字的，知道她那句名言：“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