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军轮奸了黄美英，紧接着在她的下身灌入辣椒水，割去了她的双眼和双乳。当日军想要将黄美英的尸体拖出去时，她的头却猛的一抬，喊出了一句令日军毛骨悚然的话.... 黄美英出生在广东台山县大岭村，那是个山多地少的小地方，家家户户都过得紧巴巴。 她的童年没什么特别的光景，早起干活，放学回家，跟很多南方农村的孩子一样，从小就知道生活不容易。可这姑娘不认命，她骨子里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谁家孩子打架被欺负，她总能第一个站出来。 村里人常说，她不是那种“会长命”的孩子——太要强，太正，太冲，早晚要出事。 到她十来岁那会儿，整个中国已经是动荡不安。 1931年日本占了东北，随后几年又步步南侵。家里人都不太懂大局势，只觉得“日本人来了”这句话像咒语一样，让山村的天都变得低了。田里干活的人越来越少，村头的庙也不敲钟了，到了晚上，狗叫声特别远，像是每户人家都在提心吊胆。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她加入了村里的抗日文艺宣传队。最初大家只是觉得她嗓门亮、记词快，唱戏像模像样。 可时间一长就发现她不只是会表演，很多戏文是她自己改的，她写的词比城里人编得还响亮。 村里妇女说她演戏“演出了理儿”，男人们看完她的戏也开始在地头悄悄议论“是不是该去参加游击队”。 她知道这些，她也乐意看到这些变化。她不是为了台上出风头，她是真的希望能把话传出去、把人动员起来。那时候，宣传队的任务比打仗轻不了多少。 到1940年，她被党组织吸收成了一名正式党员。 说实话，那时候的“入党”不是讲几句誓词那么简单，要有胆，要有觉悟，更要有命去赌。黄美英被推出来当西村妇女抗敌后援会的会长，一开始很多人不服。 她毕竟是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要去号召一堆老婆婆、大嫂子、寡妇娘的干事，哪那么容易。 可她偏就有办法，谁家不愿捐粮，她就帮人背柴；哪家人有闲言碎语，她就干脆住到人家里去做饭洗衣。她一不吼二不凶，就是那种磨人的温柔劲儿，三天两头耳边絮叨着抗战的理儿，慢慢地村里人都服了她。 到了1942年，她结了婚，丈夫是新会县委书记陈明江。 两人是战友，更是彼此唯一的依靠。他们没有洞房花烛，也没有爹妈相送，只在山头对着月亮发了誓，然后就各奔东西。 陈明江负责组建游击队，在前线与日军周旋；黄美英则继续做后方工作，把物资一批一批送到山里。 两人见面机会不多，但每次碰头都不废话，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要说什么。他们之间不讲甜言蜜语，那些年，活着就是最深的情话。 黄美英带着村妇筹粮、筹衣、缝补、送信，每一项都干得周全。哪怕前线一时吃紧，她也能凑出干粮三斗、草鞋五双，几封信压在鸡蛋壳里送出山外。 她不仅仅是个后援会长，她是这个村庄和山里的游击队之间那条最结实的生命线。 一次次断水、断炊、断联络，都是靠她硬撑着给接起来。 可她也知道，自己这种“活跃分子”，迟早会被敌人盯上。 1945年初，形势骤然紧张。有情报说日军在松山方向调动大批兵力，有可能要对西南几个村庄展开清剿。黄美英当机立断，连夜组织游击队撤离到西涌村。 这地方靠山近水，藏得深，是个天然避风港。可日军动作太快，不出三天就包围了村子。 日军放话：交出黄美英，全村免死；不交，全村一个不留。这不是普通的威胁，日军干过的事村里人早就听说过，什么砍头、烧屋、活埋孩子，真不是传说。 全村人开始恐慌，有人想藏她，有人劝她逃，还有人干脆哭了。 黄美英什么都没说，只是静静听完，然后在天亮前自己走出门去。她知道，不能拿整个村的命来赌。她不怕死，她怕的是连累人。 日军把她带走之后，审讯就开始了。 一开始是诱骗，软话说尽；不成，就开始打骂；再不成，就开始用极端手段。她被关进简陋的审讯所，遭遇的酷刑一件件升级：拔指甲、灌辣水、用铁棍打腰椎，有时连睡觉都不给时间。更令人发指的是性暴力，几个日军轮番折磨她，只为了让她说出游击队的藏身地，说出陈明江的下落，说出共产党在山里的行动线路。 她咬紧牙，嘴唇咬破，血从牙缝里流出来，还是不吭声。 据后来同一村子幸存的妇女口述，那时候她身体已经不成人形，但头发依旧束得整整齐齐，眼神没有一丝松动。 敌人开始怀疑：一个女人，凭什么能撑到这种地步。 有人说她疯了，也有人说她根本就是“妖女”，不怕死也不怕苦。可只有她自己知道，她只是认准了：说一句，死得冤；不说，死得值。 她的死是惨烈的。 被拉去刑场那天，有人听到她唱了一句戏，是当年她最常演的那出“红娘”里的词：“小女子命薄如纸，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说完，她抬头看了一眼东方的太阳，没躲也没哭。 刀起，血溅，她没出声，直挺挺倒下去的时候嘴角是平的。 她死时才26岁。 这一年春天，山里的梅花还没开，全村人都换上了粗布白衣，连孩子都不敢说话。 过了几个月，日本投降。 可她没有等到那一天，她不知道战士们后来攻进了敌营，也不知道陈明江又带回了一批武器，更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成了烈士墙上的一行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