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你停留3秒钟，为这对父子献上一朵鲜花吧！这张照片是父子俩在1938年徐州会战前的合影，成了他们人生中的最后留影。 1938年春天，北方的风带着尘土和火药味吹进徐州。 这一年春天格外干，战事也格外紧。徐州会战眼看着就要打响，国民革命军各部队调动频繁，军营里几乎没有一刻是安静的。 在一处临时搭起的指挥所内，一盏油灯摇晃着微光，照在几页密密麻麻的物资清单上。 坐在灯下的，是59军的军需处长邱达仁，一个惯常低头做事、说话有点慢的中年人。 手里翻着的纸张上，是刚从后方运来的弹药粮秣、棉被布料，哪一项少了，前线都得出事。 那天他本来不该停下手里的工作，但有个传令兵闯进来，手里捏着封折得整整齐齐的信，说是夫人托老乡带来的。 邱达仁接过信，没立刻拆开。 他看着封口处熟悉的笔迹看了很久，像是在和这封信默默说话。 信里写着些家常，母子安好、邻里无事，语气平静得像是春耕时候的老田。 夹在信纸里还有一张照片，全家人站在门前，孩子穿着一身新棉衣，笑得有些拘谨。 那张照片他看了很久，眼神一寸寸挪过去，最后停在儿子脸上，轻轻把那一角剪下来，小心折好，塞进左胸口袋。 没人知道他当时心里怎么想的。 他没和别人提这封信，也没把照片展示给谁看。 反而把其余的信纸撕碎了，用火盆烧掉，只留那张孩子的照片贴在心口，像贴着某种不愿割舍的誓言。 他的儿子，邱维新，此时正在前线东门阵地上忙着分发弹药。 他年纪轻轻，刚过二十岁，是连里最年轻的军官，兵们都叫他“邱连”。 这天他一边发子弹，一边从自己腰包里拿出两颗手榴弹，慢慢绑在一起，用布条一圈圈缠紧。 老兵看见了，心里就有点发紧，问他干嘛用这么死的绑法。 他抬头看了对方一眼，只回了一句，“多备着点，总有用得上的时候。” 东门阵地位置险要，是日军冲击的第一道关口。 4月18日一早，天还没亮，日军的飞机就开始轰炸，炮火像雨点一样落在阵地周围。 邱维新带着人死死顶住，连续三次把敌人的攻势挡了下来。 他亲自操起机枪，站在壕沟上打，一发子弹打完，又赶紧换位子继续开火。 打到中午，连队里只剩下七个人还能动，弹药也只剩零星几发。 就在敌人第四次扑上来的时候，他突然从战壕里跳了出来，拉响了身上绑着的集束手榴弹，高喊着“中华民族万岁”，直冲向敌群。 那声喊很短，但像钉子一样钉进了空气里，跟着爆炸一起，把阵地撕开一口大洞。 几天后，有人从焦土中翻出了他剩下的半截肩章，已经烧焦，沾满泥土。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军部,那时邱达仁正安排转移伤兵，听着下属报告战损数据，照例核对清单、分派物资。 当有人低声说起“东门阵地邱维新牺牲”那一刻，他原本翻着的花名册“啪”地掉在地上。 他弯下身捡起来，没有说话，也没有改变动作，继续核对数据，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 晚上，他一个人走到院子里，面朝北方，磕了三个响头。 周围没有人，他自己默默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屋，把那张儿子的照片又贴近了一点。 第二天，他主动向上级请战，说要去前线的补给站，说人手不够。 上面原本不同意，说你是后勤，调不动。 但他坚持，说他清楚前线需要什么、缺什么,他说得很轻，但也很有力。 上级沉默了一会儿，点了头。 到了前线后，他像变了个人一样。运输、搬运、抢修，全都亲自上手。 22日那天，补给站遭遇空袭。飞机盘旋了好几轮，炸弹一波波往下丢。邱达仁正带着人卸货，听到警报那刻，他大声指挥年轻士兵躲进掩体，自己回头去推最后一批子弹箱。 等到那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响起时，他已经扑倒在几个新兵身上，用身体挡住飞来的钢片和冲击。 有人说，爆炸后的废墟里，他的身体是弓着的，怀里那张照片早已被血浸透。 临终前，他嘴唇动了动，旁边的人贴近去听，听见他低声说：“维新，爹来寻你了。”那声音微弱得像风吹过耳朵，但很清楚，很完整。 等到战后清理阵地的时候，有人在一处废墟下找到一本被炸碎的笔记本，是邱达仁的。 最后一页写着几行字，字迹有些晕开，但还能辨认：“倭寇肆虐，山河破碎。吾父子既着戎装，便当马革裹尸。唯愿死后化作泰山之土，永镇我华夏疆土。”几行字写得很直，没有太多修饰，但下笔极重，每一笔都像是敲进心里。 他们父子的故事被埋在烟火灰尘中很多年，没有人讲，也没人记得。 直到2015年，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在整理战地记者留下的底片时，无意中翻出一张合影。 照片里父子俩站在一棵树下，军装领口上别着一枚铜钱。照片已经泛黄，但还能看清两人的神情。年轻人站得笔直，神情紧张；年长者则面色沉稳，目光像是在望着远方。 这种铜钱别饰，当年是很多战士的自发习惯，代表保家卫国、生死无悔。 这张照片被放大、修复，最后挂在纪念馆“英烈墙”正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