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视察杭州，市委书记却“摆官架子”不迎接，江华有何来头？ “江书记，你真没接到电报？”——1953年4月27日下午四点半，西子湖畔的柳枝被风吹得东倒西歪，警卫员小赵急得脸通红。接线员刚从电话里蹿出来的那句话，把杭州行署大院里原本轻松的午后气氛搅成了一锅粥：毛主席已经抵达杭州，却始终不见市委书记江华的身影。 谁都明白，在那个年代，迎接中央首长不是形式，而是政治态度。可是，江华人呢？有人嘀咕：是不是当上“一把手”就开始摆谱了？话音不大，却像石子一样溅起了水花。半小时后，公安局、宣传部、交通处的电话此起彼伏，所有人都在找同一个答案：江华到底去了哪儿？ 要弄清这桩“失踪案”，得先把镜头拉回湖南道县的山沟沟。1920年代春寒料峭，小木屋里走出一个清瘦少年，他叫虞上聪。家穷到饭菜里见不着几滴油，倒养出他一股子韧劲；读到《向导》《新青年》后，他认定只有革命才有出路。1925年，他在武冈师范操场上举手宣誓入团；三个月后，他又写下“自愿献身共产主义”，递交入党申请书。少年要强，改了个名字叫“江华”，意思是背着家乡的山水闯天下。 只是，血雨腥风来得太快。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长沙城墙外的刑场日夜不息，处决名单里几乎每天都有熟面孔。江华没跑，他扛起小咖啡色皮包，成了地下交通员。三年里，他换过七十多处落脚点，送出的情报厚厚一叠。后来井冈山会师，毛主席第一次与这个“机灵鬼”正面打了照面。几个来回交谈，主席看着他笑：“搞交通，不误事，胆子不小。”一句话，把江华的身价抬上了台阶，他很快调到红四军政治部当秘书长。 长征途中，乌江天险挡在面前。敌军火力压得人抬不起头，浮桥却非得在天亮前完成。江华冲到最前面，抓着两根钢绳吼：“架桥，别管我！”枪火间，他的左袖被子弹撕开，硬是没松手。浮桥成功架起，红军大部安全渡江，这件事在毛主席心里种下了深根：这小子敢担责，关键时刻顶得上。 抗战爆发后，江华主动请缨去敌后。他在冀鲁豫平原建交通站、办夜校，还掏出小本本给老乡算粮数：“多一升小米，多一颗子弹。”农民们听得哈哈笑，却真把粮食抬到集结点。战争需要后勤，他把满腔的军事热血硬生生拧进了算盘珠。 光阴走到1943年，延安窑洞里灯火昏黄。毛主席批示：“江华，调山东。”一纸命令，他跨过黄河，又扎进沂蒙山。有人说，沂蒙人民把最后一把米送到八路军锅里，这话不假；但也要有人统筹，把锅底烧旺。江华组织纺织队、铁匠铺，还在兵工厂里改良迫击炮弹壳。两年下来，部队给他起了个外号——“江不倒”，意思是事儿多也不乱套。 1949年10月，国旗在北京升起，江华却没时间去现场。华东战后重建千头万绪，他被中央点名，接管满目疮痍的杭州。那会儿，钱塘江大桥炸断了两节，西湖边的游船成了破木板。钱呢？物资呢？江华给自己订下“三本账”：一是修桥铺路，二是恢复丝绸业，三是改良水稻。两年后，大桥通车，丝绸出口额翻番，农民亩产创下浙江当时的新高。老百姓口碑比什么都响。 说回1953年那天。江华确实没在迎接队伍里，因为他正蹲在余杭的试验田里看早稻。办公室的电报机坏了一早上，这会儿还摆在桌角；新调来的通讯员没经验，临时回城修理，错过了中央警卫处发来的加急密码电报。谁也没料到，几小时之后，毛主席会悄悄坐着吉普车摸进杭州城。 下午六点出头，罗瑞卿的电话几乎把听筒震裂：“江华同志，主席没回来，你知道吗？”江华愣了半秒，立刻跳上吉普，沿着清泰街一路狂飙。夜色降临，桂花香里掺着焦躁。七点十分，柳浪闻莺公园门口，一队警卫围着一排座椅。主席戴着草帽，正与两位老大娘聊天。江华冲下车，汗水把衬衣浸成深色，刚要鞠躬，毛主席抬手：“嘻，你倒成了诸葛亮，我得‘三顾’才见着。” 话是玩笑，可问题很真实：是谁拦了那份电报？半个月后，浙江省公安厅调查到根子——一个已被审查的叛徒潜伏在邮电局，企图制造中央与地方的隔阂。这桩阴谋没酿成祸事，却让江华更警醒。毛主席则借机把话题引到宪法修订：地方干部最了解基层，征求意见不能走过场。于是，西湖边出现夜以继日的灯火，桌上摞着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宪法译本，还摆着麻袋装的民情信件。江华提议：“宪法条文要写‘国家保护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权’，农民苦怕了。”毛主席点头，又补一句：“还要写上‘劳动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77天后，“西湖稿”成形，送往北京。 宪法颁布，杭州沸腾。有人调侃：“江书记终于把官架子摆出来了——凌晨还拿着油印稿挨家问意见。”这句话传入中南海，主席笑出了声。 时间一晃到1975年。毛主席提议让江华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推辞：“我不懂法，怕误国。”主席写下批语：“懂政策即懂法。”简短八字，是信任，也是重托。那年冬天，北京的风吹得格外干冷，江华裹着旧呢子大衣，抱着一摞卷宗走进法院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