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杂志恰似一轮喷薄而出的朝阳，以其夺目之光，耀亮了党的理论宣传苍穹，曾稳坐党内理论阵地的“王座”，备受尊崇，凝聚着无数革命先辈的心血与期望。高举红旗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 1958年的春末，中央会议桌上摊着一叠稿纸，墨水还未干，旁边一行字是毛泽东亲笔写下的“红旗”二字。 那个年代，很多事情还没确定下来，人民公社刚刚提上议程，钢铁产量正被鼓劲冲天地往上报，可党内很清楚，有些比粮食和钢还紧要的东西，正被风吹得晃悠悠，比如思想。 就在那年5月，八届五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拍了板：要创办一份新的理论刊物，由中共中央主办，名字就叫《红旗》。 这个名字响得不能再响，像是点燃在一片尚未完全清理干净的思想战场上的一把火，他说，这是无产阶级思想的红旗，要插在每一个还被资产阶级残余影响控制的角落，拔旗、立旗，一件也不能少。 彼时的中国，刚刚从民主革命胜利中站起来，走向社会主义的路才刚开始铺，经济上在提速，思想上却还有大片空白，旧观念、老传统、伪科学，还有很多“左也不是右也不行”的灰色地带，都还活得挺滋润，很多人嘴里喊着社会主义，脑子里却转的是封建伦理和资本逻辑的混合物。 《红旗》的任务，就是要一刀刀把这些东西剖开、批透、拔净，它不是来妥协的，它是来斗争的。 杂志的发刊词不是谁坐在办公室拍脑袋写出来的，是层层审过稿、请示过主席亲自批示的，“此件写得很好，可用”这句话，后来的编者提起来总带点自豪。 发刊词里用了不少当时最典型的语言，什么“高山低头，河水让路”，还有“要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字句之间都是力量，是在那个火热年代里，每一个写作者和编辑心里的一团烈焰。 《红旗》自一出生，就不是个文弱书生，它说话是带劲儿的，是冲着靶子去的，不是分析问题，而是解决问题；不是解释争议，而是定调表态。 有的理论刊物喜欢绕着弯说话，《红旗》不绕，它劈头盖脸就来一句“要在思想战线上举起革命红旗”。它要谁退场，它就点名；它要谁反思，它就开批评，很多干部就是从这本杂志上学会了“什么叫路线斗争”，甚至“什么叫马列主义不是书房学问”。 它是那个时代思想界的“播火者”，也可以说是裁判员，毛泽东一直反复讲，“宣传工具是党的喉舌”，不是摆设，更不是中立的。 理论不是写给大学教授看的，是要落地的，是要指导实践的，《红旗》要进农村、进厂矿、进课堂，它不躲在大理石写字楼里，它的读者是最广大的群众，它的锋芒指向任何摇摆不定、混淆是非的思想走向。 随着杂志影响力的扩大，它逐渐变成了“理论高地”的代名词，在报摊上它是最硬的刊物，在干部培训班上它是指定读物，很多重要的政治判断，都是从它的头版头条里放出来的。 一纸《红旗》杂志发表，有时候能改变一个地区的舆论导向，有时候能引发一场公开争论，甚至直接促成某项政策的制定或调整，它和群众的生活紧密相连，但它的责任却远不止传播知识，更像是在护旗、守阵、定方向。 可时间不会等人，历史也不会原地打转，到了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步子越迈越大，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张力也越来越显现出来。 《红旗》的语调还是从前那样高昂、斗志昂扬，可社会已经悄悄变了气候，街边开始冒出个体户，招商引资成了政府的“新动作”，经济学家在谈“市场”这个词的时候眼里也不再发怵，干部培训班上讲的内容，也从“继续革命”慢慢变成了“经济建设”。 1988年7月1日，一切悄无声息地改变了，那天，邓小平题词创刊《求是》杂志，同时宣布《红旗》停刊。 这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更替仪式，而是一次温和而深刻的“思想工具再配置”，《求是》没有继承《红旗》的风格，却继承了它的任务。 这本杂志更注重政策解释、社会观察、问题分析，它不那么斗争了，不那么批判了，它更善于梳理逻辑、分析因果、推导结论，它不像《红旗》那么爱上纲上线，它讲的是发展思路、制度路径，是新时期的理论“翻译者”。 这不是对《红旗》的否定，而是一种历史主动调整，党的理论工具也需要与时俱进，时代变了，思维方式也得换。 《求是》的语言不再是命令句，而是引导式，更多地面对的是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也兼顾了一般干部群众，它不再开大批判，而是讲兼听则明、讲科学决策，讲理论联系实际的新方式，这就是从“战斗旗帜”到“政策引擎”的转变，不是突变，是渐变，是在历史走廊里慢慢换岗。 2018年，又是一个象征性的时点，7月4日，中共中央庆祝《红旗》与《求是》创刊60周年，习近平专门致信祝贺，语气亲切但分量不轻。 他没有只提《求是》，也没有回避《红旗》，而是把这两本刊物视作一个整体——它们都是党的理论喉舌、思想阵地、价值引擎，都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