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年间，浙江布政使王亶望嗜吃如命，尤其痴迷两道菜：活驴肉丝与酒坛填鸭。 乾隆四十七年，一个看似寻常的夏天，皇帝突然露出了久违的兴致——不是为政事，不是为兵马，而是因为浙江送来的一车东西。 说是“东西”，其实是赃物，浙江布政使王亶望落马，家底被抄了个底儿朝天，人已经死了，银子、字画、古董，全都成了朝廷的“公物”。 可谁都没料到，这些原本该送进内务府按章登记的赃物，还没等落库，乾隆就亲自来了，拿着一份份清单，把大箱小匣一件件打开来验。 宫里头的老太监心里有数：这不是普通的抄家，这是一桩皇帝早就盯上的旧账。 王亶望这人，别看一副谦恭有礼的样子，骨子里头其实精明得很。 在甘肃当差的时候就手段老辣，走南闯北的，把官场那一套玩得炉火纯青。 最让人啧啧称奇的，是他除了贪钱，还爱藏东西，尤其是那些冷门的文玩，什么碑帖、玉器、残卷，王亶望统统收，不问出处，只看精不精。 也难怪乾隆对他起了念想，皇帝本就是个痴迷收藏的人，尤其偏爱宋代法帖，那是打小就看着爱上的东西。 米芾的字他更是喜欢得紧，几次在宫里见着御赐进贡的东西，只要沾上点“米芾”三个字，眼神立马就亮了。 可王亶望这人，送礼的时候抠得不行，每次明知皇帝喜好，偏偏只拿些“次一档”的宝贝来哄事儿，真正值钱的，都闷在自己箱底。 皇帝不能明说，这种事怎么好意思开口要？朝廷明文禁止官员向皇帝私赠重礼，自己若是主动索取，不就当众打了自己的脸？那种身份的羞耻感压着，他只能咽下口水，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心仪的东西一次次被“退回”。 事情就这么一直憋着，直到王亶望犯了事，铁证如山，处以极刑，查抄家产——乾隆等的就是这一天。 皇帝坐在大殿里，一边看着那些被送来的赃物，一边皱起了眉头，那块心心念念的米芾石刻，没影儿了，其他那些据说有名的字画、古器，也统统不见，眼前只有些不成器的瓷瓶、半生不熟的雕像，还有几卷来路不明的帛书，怎么看都不像是王亶望这种骨灰级藏家该有的“家当”。 皇帝眼里那点光，渐渐冷了下去，他不是傻子，朝廷那套查抄流程他熟得不能再熟，按规矩，地方抄家要列出两份清单，一份地方留底，一份进京呈御，既然这份清单上没写的，难道是送错了？抄漏了？还是……被人掉了包？ 这时候浙江布政使盛住就成了关键，这人做事一向小心，接到皇帝密旨以后，立刻翻出地方那份原始抄单，一笔笔核对，果不其然——两份清单根本对不上。 地方那一份，字字珠玑，件件精品，写得清清楚楚，皇帝想要的石刻赫然在列；可进京的那份，就像随手糊弄的菜市场账单，全是些能扔进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的破玩意。 这么一来，事情就变了味，偷东西是小，糊弄皇帝是大，这不再是单纯的贪污，而是动了皇帝的心头好，踩在了他最不愿被触碰的“面子”上。 那谁干的呢？清单作假、掉包掉货、一路上从杭州押送到北京，兵丁和马夫都是登记在案的八旗包衣，查来查去，全都干干净净，真正值得怀疑的，是那个负责现场查抄的人。 王站住，当天在现场的浙江道台，是最早被点名的人，他表面上老实，私底下却不含糊，直接撇得一干二净，他说自己那天只负责维持秩序，现场的登记、装箱、封存他全没插手，赃物怎么送进京，是上头的事。 说白了，他就是一个“出镜但不领戏份”的背景板，那真正“领戏”的，是闽浙总督陈辉祖。 这人就不简单了，他出身名门，父亲陈大受曾做过军机大臣，朝中声望极高。 陈辉祖自幼读书、练字、习古玩，论才华有，论身份硬，年纪轻轻便做到封疆大吏，是乾隆一手提拔上来的心腹。 案子查到他这儿，朝野一片愕然，谁都以为他不过是配合查案的“上级”，没想到竟是关键人物，皇帝也不愿相信，可既然指向他，就容不得回避，福长安、阿桂两位朝廷重臣被派往河南，把陈辉祖亲自拿下，严加审讯。 令人意外的是，陈辉祖并没有抵赖，他承认了，他说自己确实调换了赃物，把其中一部分最精的古玩藏了起来。理由也不复杂：“我太喜欢了。”那语气，就像孩童偷吃糖果时的坦然。 原来他早就动了心思，王亶望那堆藏品一摆在面前，他就挪不开眼了，说到底，这不是个普通的贪污案，而是“文化占有欲”驱使下的偷梁换柱，他自认为乾隆日理万机，不会亲自查验这些细节，错打算盘，以为能浑水摸鱼。 乾隆知道真相后，沉默了很久，他不是没见过贪官，也不是没见过掉包，可这次不同，他看中的，不只是那块石刻，而是这个他曾信任、重用的总督，把“藏品”看得比皇帝还重，他不是贪，他是抢，是用自己的审美挑战皇帝的喜好。 乾隆怒了。陈辉祖的结局没有悬念——赐死。 这件事之后，乾隆身边很多人都感觉出了不同，皇帝变得少言寡语，不再随意点评大臣，不再频繁提及收藏品。 朝会结束后，他常一个人坐在御花园的假山后头发呆，身边连个太监都不许跟着，有人说他是累了，也有人说，他是“心里被硌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