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女知青黄丽萍携农村丈夫归宁波父母家，刚进门，丈夫瞧见墙上照片即大惊，问：“这是你父亲？”妻子黄丽萍答：“是。”丈夫旋即要离婚。 196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席卷全国。黄丽萍，宁波一个高级军官家庭的女儿，母亲是大学教授。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家庭成分，可以说是根正苗红，前途一片光明。她本可以有无数种选择，但她偏偏选了最苦的那一条——去北大荒。 父母当然不同意。母亲拉着她的手，眼泪都快下来了：“北方那么苦，你一个女孩子家怎么受得了？要锻炼，在宁波附近找个地方不行吗？” 可黄丽萍的性子，像极了她那位军人父亲，犟得很。她不觉得苦，反而觉得那是一份光荣，一种理想。她告诉父母：“我不是去享福的，我是要去闯一闯。” 就这样，十九岁的黄丽萍，带着简单的行李，和两个女同学一起，登上了北上的列车。车厢里大多是男生，气氛有些微妙的紧张。当她真正踏上北大荒的土地，看到那片一望无际的荒草滩和几间四面漏风的泥坯房时，心里不是没有过动摇。 但骨子里的那份骄傲，让她硬生生挺住了。南方的姑娘，哪里干过农活？第一天抡起锄头开荒，半天下来，手上就磨出了一串亮晶晶的水泡。晚上回到宿舍，她躲在被窝里，用针把水泡一个个挑破，疼得直抽凉气。第二天，手上缠着布条，照样下地。 日子久了，水泡变成了厚厚的老茧。她也慢慢适应了这里的节奏。北大荒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并非只有苦。劳动间隙，大家会聚在一起说笑话，冬夜里，女知青们会凑在一块纳鞋底、织毛衣。那段日子，虽然累，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又纯粹。 时间长了，不少知青都在当地成了家。黄丽萍的丈夫叫王建国，也是北大荒的一名普通青年，不是知青，是本地人。他父亲早逝，跟着母亲长大，人老实，话不多，但干活是一把好手。 两人的相识没什么浪漫可言，是队里的热心大姐牵的线。大姐跟黄丽萍说：“丽萍啊，你看建国这小伙子多实在，你一个人在这儿也苦，不如凑合凑合，搭个伴儿过吧。” 黄丽萍也想有个家了。北大荒的夜晚很长，两个孤独的年轻人，聊着聊着，心就近了。 他们的结合，没有太多风花雪月，更多的是一种在艰苦环境下的抱团取暖。婚后一年，他们的孩子出生了。简陋的泥坯房里，第一次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日子虽然清贫，但看着身边的丈夫和孩子，黄丽萍觉得心里很踏实。 他们结婚四年，一直没回过宁波。不是不想，是回不去。一张回家的火车票要四十块钱，夫妻俩来回一趟就是八十。 这笔钱，在当时的北大荒，差不多是一个家庭小半年的收入。他们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攒，攒了整整四年，才凑够了回家的路费。 1973年黄丽萍携王建国归宁波父母家，发生了开头的事情。 王建国提出离婚，黄丽萍懵了，黄家的父母弟妹也全都愣住了。黄丽萍哭着问为什么，王建国只是反复说一句话：“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晚上，等父母弟妹都睡下，王建国才对黄丽萍道出了实情。 “丽萍，我以前只知道你家在城里，条件好，可我从没想过……” 他看着墙上那张照片，眼神里满是敬畏和自卑，“照片上，你父亲穿着将军服，走过长征路的老红军……我呢？我就是一个农村出来的，大字不识几个的泥腿子。我配不上你，真的配不上。” 他的声音很低，“我们离婚吧，你留在宁波，这才是你应该过的生活。你跟我回北大荒，太委屈你了。” 在王建国看来，他和黄丽萍之间，隔着一个天一个地。 黄丽萍的父亲，那位不苟言笑的老将军，他把女婿叫到书房，谈了整整一个晚上。没人知道他们具体谈了什么。只知道第二天，王建国通红着双眼，不再提离婚的事了。 在宁波住了一个月，返程的日子到了。黄家的所有人都以为，黄丽萍这次会留下。母亲甚至已经开始托关系，想在宁波给她找个工作。 然而，黄丽萍的选择，再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收拾好行李，牵着孩子，和丈夫一起，又登上了北上的火车。 母亲送她到车站，拉着她的手不放：“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傻？放着城里的好日子不过，非要回那个地方去受苦？” 黄丽萍抱着母亲，泪水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她说：“妈，北大荒虽然苦，但我的家在那里。建国和孩子在哪里，我的根就在哪里。” 火车开动时，王建国看着窗外倒退的城市，紧紧握住了黄丽萍的手。他什么也没说，但黄丽萍知道，他懂了。 几年后，到了1979年，知青返城政策全面落实。当年和黄丽萍一起来到北大荒的伙伴们，一个个都收拾行囊，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城市。黄家也再次来信，说工作已经安排妥当，让她无论如何都要回来。 那个夜晚，黄丽萍一夜没睡。说心里没有过动摇，是假的。谁不想回到父母身边，回到那个繁华又熟悉的世界？ 王建国看出了她的犹豫。他抽着闷烟，对她说：“丽萍，你回去吧。孩子我能带，你别管我们。你有你的前程，不能被我们拖累一辈子。” 黄丽萍看着丈夫布满愁容的脸，和炕上熟睡的孩子，心里那点动摇，瞬间就烟消云散了。她笑了笑，对丈夫说：“说什么傻话呢？睡吧，明天还要早起出工呢。” 她最终还是留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