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新四军团长汤景延叛变，打死3名新四军战士后，带着600多人投靠日军，有人建议杀了他，粟裕却说：“谁也不许动他！”
汤景延早年他就在国民党部队里混过，因为说了几句同情共产党的话，被当局关过一次，还是靠人保出来的。
从那之后他就看明白了，国民党的那一套，终究是扶不起。
他不声不响地往共产党靠近，后来卢沟桥事变一响，日军全面入侵，他一口气干到了李长江部的中层。
那会儿也没多少人信共产党真能扛住日本，但汤景延愿意试试，真心要打仗。
结果李长江叛变，带着部队一股脑投了汪伪。
这个时候汤景延站出来，带着一帮人分道扬镳，转头投入了新四军。
新四军接纳了他，还让他担起了通海自卫团的担子，这支队伍说是正规建制，其实是半游击性质，专门打擦边球，活动在敌伪夹缝中，不少人看着像杂牌，但打仗也不含糊。
到了1943年，日伪的清乡越来越狠，不光用兵，还动起了脑子。
他们搞“以华制华”，拉起特务网专门策反。通海自卫团的地理位置太敏感，是咽喉又是缓冲，敌人自然盯上了汤景延。而敌人派来的人，也不是没来头的。
姜颂平，这个名字在特务圈子里不算小角色，早年还是共产党员，在上海干过一阵子地下工作，后来倒戈，成了特工总站的南通站长。
姜颂平没自己出马，而是派了个旧相识陆某去套近乎。
陆某是汤景延在国军时期的老熟人，两人有点交情，见面就话多。汤景延没表现出抗拒，甚至还主动说想“再考虑一下”，话留得很软，听起来像有戏。
其实他心里早有主意，陆一走，他立马赶到新四军师部，把情况一五一十报告给粟裕。
粟裕听完，没有震怒，没有怀疑，反而慢慢眯起了眼睛。
他一向以胆大心细著称，敌后作战不是比谁枪多，而是比谁脑子活。
他让汤景延别急，计划得慢慢做。
这不是一个人投敌那么简单，是整个部队要“整建制假投降”，演给敌人看，迷住他们的眼。
演得真，才能扎得深；扎得深，才好破腹而出。
不久后，敌人那边放出消息，表示愿意接收汤团，前提是带着建制、就地驻防。
这个条件本就有点诡异，日本人本性多疑，居然一开始就允许汤景延保留兵权，不外调，也不分割，这是一次性放松警惕的诱饵。
但也正因为如此，才给了汤团一个完整进驻敌营的机会。
汤景延带着军区新配的政委、副政委和30多个党员悄悄整顿部队。
他知道，这支部队要进敌人家门，得先理清里子。
他清退了不可靠的老兵，补充了党员干部，甚至在党内会议上挨个解释这次行动的意义。
有些官兵听不懂，甚至质问他是不是变节了。
他只是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只是换种方式打仗，穿敌人军装不等于做敌人事。”
表面上看，一切都顺利。
汤景延带着汤团“起义”，敌人也很配合，还真给他们搞了仪式，编入伪军系统，改名为“外勤警卫团”。
日伪报纸上连篇累牍宣传他弃暗投明，还放大了“打死三名逃兵”的细节。这三人其实是早被判死的罪兵，但被“借刀杀人”当成了证据，敌人就信了。
进了南通城后，汤景延进退有度，不急不躁。
他不止一次走进日伪的酒桌和麻将局，笑呵呵地与各路头目套近乎，言辞得体，手上也不空。
他给李士群送过礼，也当过“酒局里的座上宾”，一口一个“李主席”，恭维得老狐狸都发笑。
李士群赏他聪明，当场封了个旅长头衔。
可表面做得再像，底下还得干实事。
他仿照别的伪军头子做生意的套路，开设了“协记公行”，由政委管账、他出面，在港口搞起了转运贸易。对外说是赚钱，其实是一条新四军的地下运输线。
药品、子弹、油料、布匹，一车车送出去，敌人睁眼却看不穿。
在这一百多天里，他不光送物资，还送情报。
敌人调兵遣将、清剿部署，甚至港口封锁的时间表，都被他一点点弄出来，通过秘密联络送回根据地。
这些信息对整个苏中的防线至关重要。
有几次，新四军就是靠着汤团传回的消息，提前完成了撤离和布防，避免了血战。
当然，这样的生活不是铁板一块。
敌人也不是傻子，试探不断。
一次点验部队的命令下达后，汤景延火速把新式武器藏起来，把几个新调来的地下党员用病假搪塞掉，只让“听话”的老兵上场，结果真就混过去了。
但风险就在缝隙里。
有个叫苏农的参谋长，进了南通后迷上了灯红酒绿，酒桌一坐一夜，不顾纪律，还瞎传消息。
这种人最危险，汤景延没犹豫，找了借口处决，连夜埋了。
敌人越发小心，把汤团拆散调防，分成十几支小队，派驻各地镇村。
汤景延一看，这是要彻底削权、切断联络。
他主动向粟裕请示，申请提前“破腹”，也就是脱离敌军、回归组织。
时间定在了9月29日晚上。他抓住一个机会，二营长周显才要结婚，这事被拿来当借口。
他让周显才广发请柬，把附近的伪政军干部都请来喝喜酒。
婚礼现场就是布阵点，一群特务刚进门落座，保安拔枪就控制了全场。
枪声一响，就是总攻信号。汤团各处驻地同时行动，一夜之间拔掉十几个据点，600余人带着装备、情报和完整建制，回到新四军怀抱。
那一晚之后，南通城一片混乱，敌人怒吼不止，汪伪报纸也闭了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