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中南海湖边，毛主席与叶子龙之女叶燕燕，爱女李讷，警卫员在一起，亲切交谈，有说有笑，无拘无束，接地气，没架子，温暖又温馨，其乐融融，合影留念，美好的回忆！

1950年的一天，北京中南海，几位孩子正笑着跑来跑去，不远处，一位老人站在湖石旁，双手叉腰，笑意盈盈。那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
他身边还有几个熟人：毛的女儿李讷，叶子龙的女儿叶燕燕，还有警卫员和几位小朋友。
李讷学着父亲的姿势站得笔直，叶燕燕稍微靠后一点，脸上却掩不住笑意。毛泽东显然也很放松，一脸宠溺，看着孩子们像看熟稔的亲戚孩子一样。
这种画面，在后人眼里也许稀罕，但在那个时候，在中南海，并不稀奇。
那年叶燕燕七岁，住在中南海已经一段时间了。
她的父亲叶子龙，是毛泽东身边最信任的人之一。
不是笔杆子，也不是作战参谋，而是个管机要、管电报、管琐碎日常的“贴身人”。
毛泽东出门，他跟着；毛泽东讲话，他记录；毛泽东要发电报，他连夜翻译整理。
总之，只要毛身边需要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说起来，这份信任不是一蹴而就，要从1935年说起。
那时红军刚到陕北，条件艰苦，人员精简。叶子龙刚调入军委机要股，还只是个二十出头的青年。
有一天，一封紧急电报要送到毛泽东手上，但按规定要先让参谋黄有凤审核。
偏偏那天黄不在，叶子龙也没多想，跑了几里山路，亲自把电报送到毛的住处。
门口喊了声“报告”，电报递上去。
他语速快，嗓门也大，毛泽东接过电报，忍不住笑了，说：“哪里来的小鬼，嗓门挺亮。”
一问，才知道是湖南浏阳人。
毛眼睛一亮，接着说：“哦，咱们是老乡。”就是这么一句老乡话，两人之间那点联系就搭起来了。
从那之后，毛泽东对这位“湖南小鬼”开始多留意几分。
电报翻译、文件整理，叶子龙办得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而且从不摆架子，也从不出风头。
这在讲规矩又讲政治的红军队伍里，是个特别吃香的性格。
他没怎么说过“我要追随主席”这种大话，却一待就是二十七年，从陕北、延安，到西柏坡，再到北平香山的双清别墅，最后是中南海。
他不争，他不抢，他不显摆。
毛泽东身边的许多秘书、工作人员，一任又一任地换，但叶子龙一直没动。
中南海里有很多讲究，不只是权力的中枢，也是生活的集中营。
孩子们混在一起，大人们彼此熟识，有些像老旧大院的感觉，孩子们叫毛泽东“毛伯伯”，他也时常送书、送糖、教他们背古诗。
叶燕燕和李讷就是那时的玩伴。
一起跳绳、赛跑、念诗，谁跑得快，谁吃得多，谁学会了新的课文，都是她们彼此炫耀的话题。
而毛泽东对这些孩子的态度，也不带一点官气，他喜欢孩子，尤其是那些“老战友”的孩子。
平日里看到叶燕燕，总会停下脚步摸摸头，问几句功课、睡得好不好。
叶子龙起初还不太好意思，觉得主席太操心家事，毛摆摆手，说：“这不也是咱们的事嘛。”
也正因如此，才有了1950年那张合影，拍照那天阳光不算很强，湖边风有点大，但不冷。
毛泽东一声吆喝，孩子们跑过来，站好排好。照相机咔哒一响，那个午后的闲适、那个孩子们的笑、那个老友之间的默契，就这样定格在了一张照片里。
多年以后，叶燕燕回忆起这张照片时说：“那时候的毛伯伯，和邻居家爷爷没什么两样。”
如果只看照片，或许不容易想象，眼前这位慈祥的老人，是刚刚领导新中国走出战争泥淖的“主席”。而站在他身后的叶子龙，则是那个操持大小事务、安排全部细节、把无数繁杂工作压在肩上的幕后人。
他做的事情琐碎，却不简单。比如电报收发，叶子龙创立了一整套“圈阅制度”：谁先看、谁批示、谁执行、如何归档，全都有记录，这些流程后来成为中央办公厅制度化管理的基础。
他也不是没有“险境”，1949年开国大典那天，毛泽东要上天安门发表讲话。
结果就在典礼开始前一小时，那块象征身份的“主席”红绸带找不到了。
场面一度紧张，众人面面相觑，生怕出纰漏，叶子龙当机立断，立刻让钟灵重新赶制一条，十分钟内补送上楼，确保典礼顺利进行。
毛事后说：“子龙靠谱。”
还有一次，毛泽东突然要求在深夜召开会议，地点要换，文件要调，通知要下，警卫要安排。
叶子龙接令后不慌不忙，一一协调，半小时内全部就绪。
会议结束后，毛说：“叶子龙不发言，但件件事到位。”
他的“到位”，从不靠张扬。他甚至连家里的事都极少向外提起。
有一次毛问他孩子在哪儿上学，他答得干巴巴：“就在机关子弟班。”问得再细，也只是一句“都好”。
不过这样的人，也没躲过劫难，1961年他因“窃听器事件”被处理，受严重警告。
几年后又遭审查，整整七年没回中南海。
那时候毛也在反思，但身不由己。直到1970年代，叶子龙被安排回北京市工作，出任副市长。
虽然职务调整了，级别还在，待遇不降，毛算是尽了可能的补偿。
叶子龙晚年住在西城区一个老院子里，不住中南海，也不进高干病房。
他话依旧不多，但人温和、踏实、安静，他去世那年，是2003年，享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