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陈伯达的长子陈小达，1960年这一年，在北京西便门车站，在通往丰台的一条偏僻的铁路上，这个年仅26岁的男子，心情低落的走着，愁容和迷茫爬上了他的脸，似乎遮挡了生的希望。

1960年那个冬天，北京西南角的铁轨上，飘着点儿雪。
一个年轻人从车站走出来，神情低落，双手插兜，脑袋低着，像是在跟谁赌气，又像是不知该往哪儿去。
脚下的步子不快不慢，却特别僵硬，他不是来等车的，他是来等死的。
这个人叫陈小达，26岁，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毕业，归国不久，分配在核工业部，做的是技术岗。
怎么看都是前途无量，起点很高。
他父亲是陈伯达，身份自不必说，在党内那个层级，是出了名的理论大拿，毛主席的笔杆子，中央核心圈里的人物。
陈小达这样的出身、学历，哪怕不努力，也不至于落到“铁轨卧倒”这个地步。
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到了最后，还是把自己的人生压扁在了冰冷的铁轨下。
外人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家世有，学历高，分配稳定，哪怕在那个物资紧张的年代，也算得上“过得不错”。
问题就在于，纸面上那点“不错”，根本撑不起他内心的裂缝。
那些裂缝，是从小就开始有的，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补起来的。
他小时候其实是在天津出生的，父母送他去苏联，是在五岁那年。
那个时候的苏联，是中国共产党最坚定的老大哥，很多中共高干把孩子送过去，一来接受先进教育，二来也图个安全。
在陈小达的成长记忆里，中国只是户口本上的概念，生活、学习、语言、思维，全是俄式的。
反倒是中文，他说得磕磕绊绊，看报纸得查词典。
1958年回国，是组织安排的留学生归国潮的一部分。
回来的时候，父亲派了人接站，穿灰呢大衣、戴兔毛帽子，一副海归派的架势。
可从他下火车那一刻起，脚下的路就开始变得陌生。他被安排到第二机械工业部，说是核工业系统的一部分。
那年头，谁进这口子都不简单，他干的活不算轻松，但也不是不能胜任。
可日常生活很快就出了问题。
他语言不通，除了和苏联专家说话顺溜点，跟本地同事几乎插不上话。
最难的，不是环境不适应，而是连家都给不了他半点温度。他父亲陈伯达，那时候正值用人之际，天天在中南海忙得脚不沾地，能说话的时间都挤着来。
他母亲褚有仁常年在外地工作，也就是偶尔写封信回来问问情况，更多时候是由“组织”传达家庭问候。
家成了个行政单位，儿子在其中，是个编号，不是个孩子。
他不是没努力过，刚回国那会儿，他去北大旁听中文课，还参加了语言强化班。
可语言这东西，年纪一大就难学，他又不是语言天才，再加上性格本就内向，学了半年还是断断续续。
他试着融入单位生活，参加组织生活会，也跟同事一起打篮球，可终归插不上话。
没人能聊得来，没人听他讲话，他也不想重复解释自己为什么俄语比汉语好。
最初几年，他勉强撑着，还保持着工作状态。
真正的崩塌，是从失恋那一刻开始。他谈了一个女朋友，是机关里另一个高干子弟，背景不错，外形也端庄，两人最初因为俄语有共同语言，一来二去就熟了。
他把那段感情当成救命稻草，是那种“终于有人懂我”的感觉。
结果对方突然说，“我们不合适”，转头就断了联系。
这一击打得他魂不守舍，他开始失眠，白天开会坐不住，实验室出错频繁。
有一次主持一个敏感项目，步骤上出了岔子，虽然没酿大祸，但也够领导找他谈话了。
组织给的评价是“工作不专注”“思想状态有波动”，这些话放在档案里，味道就变了。
他尝试和父亲说一说自己情绪上的事。
那天晚上，他站在门口，父亲正好在看文件。
他支支吾吾地说了句：“爸，我最近状态不太好。”陈伯达头也没抬，说：“最近中央文件多，等我忙完这一阵子，咱们找时间好好谈。”这句话，他听完就没再提第二次。
对他来说，这已经是最后的努力。
他去世的那个晚上，北京格外冷。他从单位请了假，说是“身体不适”，没人多想。
他一个人走到西便门附近的铁轨边，站了半个小时。
司机后来回忆说，远远看见一个人影在轨道上徘徊，本来以为他是赶车的。
等反应过来，他已经躺下了，刹车来不及，铁轮压过去的那一刻，只有一声沉闷的撞击。
事情发生以后，组织第一时间决定封锁消息。
他是高干子弟，自杀这事一旦传出去，牵涉太广。
陈伯达更是重击。于是决定暂时不告诉他，借口是儿子调动到外地参与机密项目，不便通信。
这一瞒，就是一年。
陈伯达在这一年里，有时候还会提一句：“小达最近忙不忙？”底下人陪笑说：“挺好，听说干劲很足。”他就满意地点点头。
等真相揭开，是在1961年。
那天他在办公室，桌上摆着三份材料，其中一份是“情况通报”，上面写着：陈小达，已于1960年冬逝世。
他拿着那张纸，整整愣了五分钟，然后就是一句话：“你们骗了我。”
褚有仁那边，得知消息之后，整个人崩了。
他们夫妻的关系也因此出了裂痕。褚有仁始终觉得，是陈伯达不关心、不尽责，是他的冷漠逼死了儿子。陈伯达从不回嘴，但从那之后也不再提起陈小达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