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曾说过一句话：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正因为这样，代表真理的正确意见，起初必然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包括自己的同事，甚至是领导。1930年的毛主席，对此就深有体会！
红军时期的毛主席
自1929年1月，毛主席和朱德主动率领红四军下井冈山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到1930年6、7月间，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已经建立起来了，还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接连起来。
就在革命形势发展向好的时候，中央出问题了。周恩来和瞿秋白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留在国内的李立三大权独揽，主持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
李立三由此掀起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高潮，他对国内革命形势作出了严重超出实际的乐观估计，认为有极大可能转变成全国革命的胜利，提出“城市中心论”的观点。
这个观点要求，开展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并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要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是一个将对中共组织和力量带来严重后果的极度危险的计划。
李立三的这些主张同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主张是严重对立的，所以，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毛主席点名进行批判，指责毛主席实施的是狭隘的游击战略。
李立三甚至以强硬的态度，要求毛主席领导下的红四军贯彻他提出的新的路线，因此，他派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去红四军，强行要求毛主席率红四军攻打南昌、九江、吉安等城市。
对中央的这种脱离实际的命令，毛主席和朱德都是反对的，可其他人大多赞成执行中央的命令。被逼无奈的毛主席，只好尽量想办法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处置，尽量避免红军遭受损失。
不久，组成包括红四军在内的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主席任政治委员。又成立了红军第一路军总前敌委员会，毛主席任书记，全军团人数达到一万多人，有七千多支枪。
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红军从此时开始实行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6月底开始，中央特派员涂振农跟随红一军团行军，启动了夺取九江、南昌的行动。
这时，蒋冯阎大战已经爆发，国民党在江西的驻军兵力不足。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得知红军要进攻南昌、九江的计划，大为震惊，蒋介石得知后急调两个旅回防江西。
李立三
7月中旬，涂振农召集红一军团前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会上，大家都认为不能强攻吉安，否则会造成红军巨大伤亡。因此，红军改向吉水、永丰和樟树等地攻击前进，伺机进攻。
实际上，这是毛主席为避免红军执行中央命令而遭遇重大损失所采取的一个“拖延”的办法，根据最新消息，得知国民党军已经加强了南昌的防范，毛主席决定采取避实就虚的办法应对。
毛主席命红十二军代军长罗炳辉率两个纵队进占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并实地侦查敌情。罗回来后，报告说南昌敌情严峻，不宜进攻。
毛主席当机立断，和朱德一起率红一军团撤围南昌，向安义、奉新北上。途中，毛主席致信中央，对此次行动进行解释。此举，有效避免了执行中央“左”倾命令可能造成的严重损失。
沿途，红军还得到了较大发展，队伍壮大到了一万八千多人。不久后，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迅速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很快，毛主席和朱德得知彭德怀率军撤出长沙的消息。
彭德怀趁敌人兵力空虚的机会，攻克长沙。不久，敌人调兵反扑，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撤出长沙，但后面又跟来了何键部敌军的追击，毛主席和朱德当机立断，率红一军团前去接应彭德怀部。
8月20日一大早，红一军团在文家市全歼追敌的三个团、一个营和一个机枪连，这是红一军团建立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有力地支援了红三军团。随后，红一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红一方面军兵力达3万多人，实力大增后，有不少人又主张继续去攻打长沙。但毛主席深知，此时红军还不具备进攻长沙这种大城市的条件，包括兵力、装备、技术和经验都还不具备这种条件。
但大多数人坚持要攻打长沙，毛主席和朱德不得不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决定再次进攻长沙。但围攻长沙16天，两次总攻都没奏效。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撤围长沙，退往株洲萍乡，休整待机。
与此同时，毛主席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详细分析了此次攻打长沙的教训，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中央重视他的结论：没有群众条件，以我们的经验很难攻占中心城市，很难消灭敌人。
红军时期的彭德怀
事实已经证明了，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强行进攻中心城市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而且，敌人已经对中央的命令一清二楚，可是，还有人主张要立即进攻南昌、九江，再攻长沙。
毛主席在9月中旬召开的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上，根据充分讨论作出决定，先筹措给养，再分别攻取吉安和峡江、新干。可是，在途中还是有很多人坚持要直接攻取南昌和九江。
有人甚至当场质问毛主席，你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行不执行中央路线？在那时候，这样的大帽子扣下来，杀伤力是很大的。这时，中央委派的军事负责人周以栗赶到红一方面军总部。
周以栗传达中央命令，要红一方面军继续攻打长沙。毛主席用一个通宵，说服了周以栗，让他放弃了攻打长沙的想法。周以栗也帮着做大家的说服工作，终于同意暂时不打南昌，先打吉安。
10月4日，红一军团顺利打下吉安城。紧接着，又攻下了泰和、安福、峡江和新干等地，使赣江两岸几十个县的红色政权连成一片，红军也得到了扩大。这时，国民党军开始准备“围剿”红军。
又有人提出攻打南昌、九江的事情，毛主席深知，攻打南昌、九江不可能取胜。但又不便反对大家，只好以有计划地夺取南昌、九江为由，决定率部队向南昌附近推进，等待战机。
这时，中原大战已经临近尾声。毛主席提出，红军即将面临严峻形势，于是，决定先在袁水一带发动群众、筹措给养，竭力准备与敌人决战的条件。其实，就让部队不再向北推进。
得知敌军先头部队已经到了与红军一江之隔的清江，毛主席提出，面对强大敌人的进攻，红军要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退却到根据地去，充分依靠群众，集中兵力伺机歼灭敌人。
但毛主席的主张遭到了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李文林等人的反对，毛主席不得不和周以栗一起，耐心说服这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但他们只接受不打南昌，还不接受“诱敌深入”的方针。
直到国民党已经出动十万人的军队，向红军所在根据地开进。毛主席召开总前委紧急会议，大家才接受了毛主席的主张，正式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待机歼敌，这就是第一次反“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油画）
从6、7月到10月间，就攻打长沙和南昌、九江和关于迎敌方针等方面问题，哪怕毛主席这么高的威望，还是不能让很多人心服口服爽快地接受毛主席的主张，反复遭到多次反对。
面对这种情况，毛主席被逼无奈，只好采取各种应对策略，或拖，或缓，或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或用事实来做说服依据。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说服和争取他们的工作。对毛主席来说，这就是“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无奈与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