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夏，兰州火车站的站牌在风中摇晃，一名中等身材的男子踏上月台，他就是屈武。七年之前，他在苏联被投入劳改营，如今靠着岳父于右任的多方奔走才得以归国。黄河滔滔，他站在岸边默默发誓：这条河流未断，我的志气也不会断。

回国不久，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位满脸风霜的男子曾是五四运动里最耀眼的“拼命三郎”。1919年6月，他带着陕西学联同学北上请愿，宁肯以头触地，也不肯在《凡尔赛条约》签字书上留下中国的耻辱。鲜血染红了青石板，舆论顿时沸腾，“屈武”这个名字被学生们高喊。孙中山闻讯后三次接见，称他“胆有方刚，心怀家国”。

再往前推一年，1924年冬，孙中山病榻前召见旧部，屈武是少数获允贴身侍立的青年。先生握着他的手叮嘱：“中国向前走，靠你们。”翌年春天，屈武在李大钊影响下读完《共产党宣言》，夜深人静，他在油灯前写下入党申请，认定只有工农大众的道路才是真正的救国之路。

1926年秋，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与刘伯承成了最要好的同屋。两人常在走廊里低声讨论“怎样把书本里的理想落到中国的土地上”。然而1930年“大清洗”风暴席卷，屈武因“政治嫌疑”被关进沃尔库塔劳动营，党籍也被除名。他每天推着沉重的矿车梭巡黑暗巷道，心里却一遍遍默念：迟早还要回去。

苦熬八年，1938年他终于重返西北，第一封信就寄给周恩来。周恩来看完信后同地下交通站说：“让屈武去国民党内部，不露声色，反而用得上。”屈武点头，“只要能抗日，办法总比困难多。”巧合的是，他与蒋经国早年结拜，因此在国民党高层十分吃得开。利用这层身份，他在重庆、桂林、昆明之间穿梭，为统一战线打了不少前站。

1946年初夏，周恩来安排屈武跟随张治中赴新疆。他们的任务是解救131名被盛世才关押的中共干部。屈武进出迪化（乌鲁木齐）监狱十多趟，替囚犯联系药品、递家书，最终使这批干部全部获释。毛泽东后来批语：“功不在宣，而在心。”

1949年新疆和平起义时，他同赛福鼎、陶峙岳反复磋商，促成起义签字。1950年，中央批准他正式恢复党籍。他在政务院外事组短暂任职后，转战全国政协，专攻统战与侨务。

日子本应平稳，却在1966年骤变。有人翻出他在国民党任职的履历，硬贴“叛徒”标签。屈武被捕进秦城，一关就是八载。审讯室里，审讯员问他是否后悔当年“混迹敌营”。他淡淡答：“党让我进，我就进；党不让我出，我也不出。”言罢沉默。

1974年9月下旬，周恩来翻阅国庆招待会名单时突然停笔，对秘书说：“屈武应该来。”名单呈到毛主席案头，主席只说了一句：“可以。”当晚，秦城监狱警卫奉命递交公函。灯泡下，屈武拆开请柬，许久无语，泪珠滴在红色封面上。

10月1日晚，他穿着临时配发的中山装走进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辉煌，乐声悠扬。周恩来迎上前，紧握他的手，轻声道：“这些年，难为你了。”屈武挺直腰板，回答也轻：“听从组织安排，这是共产党员的本分。”寥寥数语，却足以让旁人红了眼眶。

出狱后，他没有沉湎往事，目光转向海峡。蒋介石病逝后，他给远在台北的结拜兄弟蒋经国拍去长电：“国家终须统一，愿共襄盛举。”蒋经国没有公开回信，却托人转达一句话：“兄长，保重身体。”1987年6月，屈武赴奉化替蒋经国祭母，引起岛内外舆论侧目。半年后蒋经国去世，屈武连夜起草唁电，字斟句酌，仅写了“斯人既逝，愿初心犹在”。

他年事渐高，却仍四处奔走为老同志平反。有人问他为何如此卖力，他笑着说：“还账，总得有人去做。”1983年6月，中央决定增补他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时年八十五岁。握到任命书那一刻，他随手把它夹进旧笔记本，下楼时仍惦记着第二天的申诉材料。

屈武的一生跨越了北洋、民国、抗战、建国与改革初期，命运的弯道比常人多得多。青年时怒砸石阶，中年间潜伏敌营，暮年里化解隔海的坚冰；党籍三起三落，身份几度翻转，却始终守着“民族复兴”四个字。1974年那张从天而降的请柬，既宣告了误解的终结，也让一个历经波折的灵魂再次挺身于大厅灯光下，继续履行未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