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整理）：金仲兵

一、让受众成瘾的“科技法西斯”

一九九八年，美国法律史上发生了一件足以载入史册的大事：四大烟草巨头集体低头，签署了著名的烟草主结算协议msc。该协议如同一颗法律核弹，迫使烟草业公开了数百万页封存已久的内部机密，彻底揭露了他们明知道尼古丁具有致命成瘾性，却长期对公众撒谎的丑恶嘴脸。

根据协议，烟草巨头必须在未来二十五年内支付约两千零六十亿美元，用以补偿各州因吸烟引发的巨额医疗开支。这份协议，一夜之间扭转了烟草行业的暴力逻辑。在产业结构上，几乎剿灭了这个导致数千万公众患上肺癌的罪魁祸首。从那时候起，吸烟从一种很酷的象征，变成了受法律严苛监管的公害。

美国是案例法，有不少史诗级案例。这个烟草业的天价赔偿案说明，有些看似正确并一直处于法律保护伞下的事物，恰恰是反人类和反文明的存在，如果能以法律的形式将其推翻，应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和结果。

举一反三，此原理同样适用于当下以移动端为主的网络内容推送方面：在并不完全符合阅读者本意的情况下，网络算法仅出于通过刺激多巴胺兴奋快感，来增加网站点击和阅读流量的科技法西斯主义思维，已经成为一种信息垃圾和社会公害。在自持力和分辨力严重不足的未成年群体，为害尤深！

二、算法，大烟草之后的成瘾工程

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美国洛杉矶法官庄严宣布，meta和谷歌旗下的youtube明知其产品设计会导致用户产生严重的生理和心理成瘾，却依然以此为核心手段，在全球范围内大举牟利。

正如当年烟草公司明知尼古丁有害却故意设计成瘾，今天的科技巨头也明知算法有害，却同样精密的构造了所谓的成瘾工程。

这项判决，被全球媒体公认为也许是社交媒体行业的大烟草时刻，意味着meta和google正处于和当年烟草公司完全相同的位置。

法律的天平可能已经开始倾斜，社交媒体行业即将迎来像一九九八年之后那样，足以重塑整个商业逻辑的严苛监管。

三、这场诉讼究竟是如何开始的呢？

kelly是一名来自于加州奇科市的二十岁女孩，她的童年被囚禁在屏幕之中，六岁时候开始看youtube，十一岁便深陷了instagram的泥潭。

在法庭上，律师展开了一幅长达十米令人触目惊心的拼贴画，上面密密麻麻的贴满了查理在患有身体畸形恐惧症期间，利用美颜滤镜疯狂修饰后的自拍。那是她崩塌世界的缩影。为了刷新点赞数，她曾无数次躲在学校厕所里，在虚拟世界中寻找自我价值，却在现实中与家人朋友渐行渐远。

由于极度担心遭受二次伤害，她在诉讼中使用了代号kgm。为了这场官司，她近乎赤裸地交出了所有的隐私，从六岁起的上网记录，私密的心理治疗报告，甚至包括涉及自残、家庭阴影和校园霸凌的痛苦回忆。

法官carolyn cole特许他在程序中使用化名，以防止这些信息呢引发二次网暴。

面对这些指控，科技巨头的表现令人心寒地傲慢。

他们的律师在庭审中反复辩称说，这一切只是因为家庭教育失职，或者说是个体心理过于脆弱。然而，原告的律师mark lanier甩出了致命的证据，一份来自扎克伯格等高层的内部备忘录，上面冷酷的写道：抢占市场要从娃娃抓起（很眼熟）！

这种对利润的贪婪，完全建立在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精准收割之上。

四、针对科技巨头的一场诉讼公投

kgm的判决并非孤立事件，它是数千起由青少年学区和各州总检察长发起的集体诉讼中的一次里程碑式的胜利，被告名单涵盖了几乎所有的巨头meta、 youtube、 tiktok（抖音海外版）和snapchat。

判决证实了一种全新的、极具杀伤力的法律理论，那就是社交媒体的构架本身就可能造成人身伤害。

就在本周早些时候，新墨西哥州也传来捷报，陪审团认定迈塔公司因未能保护用户免受网络猎食者的侵害，严重违反了州的法律，裁定其支付三点七五亿美元的赔偿金。

尽管墨西哥州的案件更侧重于安全审核的疏忽，而洛杉矶kgm案则直指算法成瘾这个核心顽疾，但两者的连接宣判，无异于针对科技巨头的一场全民公投。

在法庭上，youtube的律师路易斯利试图通过道歉来挽回形象，他称平台曾经希望为生活带来丰富感，然而原告律师兰妮尔当场回击说，律师的道歉并不等于承担责任。

说完，他当众用牙齿咬碎了一颗mm巧克力豆，他说，这颗豆子就相当于两亿美元。他对陪审团说，对科技巨头来说，几千万甚至几亿的罚款都是九牛一毛，他们根本不想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真正的后果。

五、230条款，被打碎的免死金牌

那么，为什么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社会一直在谈论社交媒体的危害，却直到今天才出现了实质性的判决呢？答案就在于一块被称为互联网免死金牌的盾牌230条款。

它是美国一九九六年通信规范法中一项条款，核心内容极为精简，威力却极其巨大。它规定：任何互联网平台的提供者都不应被视为他人发布信息的发布者。

这意味着如果你在平台上发了诽谤的话，受害者只能告你，不能告平台——平台被法律视为是一个书架或者管道而不是作者，所以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话说回来，如果没有230条款，互联网公司确实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因为当下的信息量总是大于平台的审核力，所以他们无法承担审核每一条海量信息的成本。

然而，在kgm案中这块金牌失灵了。

律师采取了弯道超车的策略，我不告你内容有毒，我告你这个容器或者分发机制有毒，无限的滚动，自动播放，利用多巴胺反馈的算法。这些功能不是为了服务用户，而是经过精密计算的数字工业成瘾设计，即典型的“科技法西斯主义”。

法庭认定的这些app就像数字赌场，是故意制造的缺陷产品，如果一个玩具的油漆有毒，或者一辆车的刹车失灵厂家，是必须要负责的。现在，陪审团终于相信，成瘾算法就是那层包裹在社交媒体表面的有毒油漆。

六、弈博中的算法伤害与信息自由

作为全美约两千起诉讼案中第一起风向标的审判，kgm案的胜诉让后续数千个家庭看到了希望。

今年六月在旧金山，七月在各地的相关案例中，将进一步会揭露tiktok（抖音海外版）和snapchat等平台的内幕，kgm已经成为了一个法律符号象，征着第一代在算法囚笼里长大的数字原居民对硅谷巨头的正式反击。

尽管在政界，关于230条款的争论依然非常激烈，保守派担心政治审查，而自由派会痛斥逃避责任。当每一次人们提出对科技未来发展ai是否权力过大时，科技大佬们总会说，如果我们过于监管，只会为竞争对手中国带来好处。为了在科技领域绝对领先，我们必须全速行驶。

但这两个课题，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如果科技创新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人类，那么除了提高生产效率，人类的长期服祉是否也应该成为考核的标准呢？

正如华人学者杨建立博士最近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撰文指出，如果算法在为巨头赚取了惊人利润的同时，却导致了人类整体幸福感的降低，那么这种算法就必须被修改。

二〇二六年四月九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