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同学说，他母亲曾是高级干部，退休后每月能领两万多元。

老人家九十岁那年，突然脑梗发作。

最终还是由家人在送医的过程中做了最关键的决定——将他送往了医院的手术室。伴随手术的结束，老人的生命便如同被一道道的铁链捆绑般地逐渐失去了生机，渐渐地便像一株枯萎的植物般地静静地躺在了病床上，成了真正的“植物人”。

之后，他们安排母亲在医院进行康复，并用她退休金的一半聘请了全天候护工。

可谓百岁高龄的奇迹，老人家竟能将九十九年的岁月都活了下来，实属少见的奇珍。

充分的养老保障不仅能为老人带来充实的生活，也间接地为家庭的平静和经济的稳定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时更将对亲情的压力结构的悄然的重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将近十年里，子女们只是抽空去医院探望，其余并未受累。

母亲的离世之际，他们又获得了相当于四十个月的工资的抚恤金，使他们的生活又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但这种暂时的缓解也就暂时的缓解了他们的痛苦，终究还是无法弥补他们的巨大损失。

她的付出不仅仅是一份经济的补偿，更像是对我们的深深的、隐形的回报，正如她那样默默地把我们家庭的经济的稳稳的都交到她的肩上一样，有着无微的煦抚。

若算上母亲住院期间为家庭省下的开支，以及她留下的房产，四个子女各自分得的数额，甚至超过了他们工作十年的收入。

不经意间就把母亲的那一幕牢牢地想了起来，才感到心中那股深深的感激之情就像一道涟漪一样波澜不息的起起伏伏。

但令人深感惋惜的是，即使是那样“人心最软”的亲子照料，也不免会因“财力”而让人感慨：

但更关键的还在于“财力”的发挥，它不仅能为亲子之间的亲情照料带来更大的便利，也将亲情的延续转化为了一种更为可持续的方式。

刘同学的母亲，一生都在托举子女，即便病后也未成为负担，临走还留下丰厚遗产。

他说，这是修来的福气。

但我认为，与其说是福气，不如说是特定制度与个人际遇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所有家庭都能拥有这样的条件。

这让我想起同学二云的母亲，今年也九十岁了。

由于三年的慢性病的积累，老人的骨质早就开始了逐渐的疏松，近期的一次不小心的坠地，老人的大腿就不幸的骨折了，经医生检查后也确实如医生所言，骨质疏松最好就保守治疗了。

之后，四名子女开始轮班照料。

可见，当家庭经济基础薄弱，养老压力便会直接落在子女的体力与精力上，这是一种更为普遍的现实。

母亲因疼痛时常责骂守在床前的子女，导致四人身心俱疲。

一年后，实在难以支撑，只得将老人送进养老院。

这段经历说明，长期照护对子女的身心消耗极大，有时做出看似无奈的选择，其实是困境中的自我保全。

即便如此，二云的大哥在安置母亲后不久便大病离世；大姐今年也患上重病。

而他们的母亲入住养老院后，心态却好似回到童年，能吃能睡，身体反而更好了。

可见，老人的安逸就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常常将子女的健康都榨干了，甚至到了令人深感忧心的程度，这其中所体现的深远的伦理道德的矛盾感，真令人深感沉默。

如今二云提起母亲，心情复杂。

她既愿母亲安康，又为每月三千多的养老院费用发愁——这三年因照顾母亲，她疏于打理家中菜棚，收入大减，两个儿子上学开支也大，妹妹处境相似。

但当“孝心”和“账单”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时，很多普通人都开始了进退两难的痛苦之旅，经济的压力就这样直接地挤压了我们对亲情的表达的空间。

刘同学与二云的母亲，都在大病后送医，但前者依靠高额退休金覆盖了护理开销且有结余，后者仅有两百元养老金且由他人掌管，所有费用全靠子女分担。

如其对我们的晚年生活的深远的影响所体现的那样，养老不仅仅是一份亲情的承诺，也无形中把我们推入了一场生生不息的、富有挑战性的经济能力的考验，其不同的人的起点往往就导向了截然不同的晚年路径。

不过二云也感到些许庆幸：若非将母亲送至养老院，她和妹妹的身体恐怕早已垮掉。

虽然出钱不易，但保住了自己的健康，在她看来这笔花费仍然值得。

但在这样有限的选择中，往往只有“两难”地取舍，挣扎地寻找那条不至于将家庭彻底的崩解的路子。

我另一位小学同学雅芳，母亲八十八岁大病后一直由兄弟姐妹轮流照料。

过程中，母亲常常指责抱怨，雅芳每每倾诉委屈，感叹道：“这样日夜伺候卧床老人，还被骂，简直是用儿女的命换父母的命。”

但在这样一片“爱的彼此”中，却不难发现，许多家庭都正悄悄地经历着一个无声的悲剧——长期的亲情之苦，在日益加重的生活压力下，亲情的纽带也在不断地被无情的磨损，甚至到了反伤害彼此的地步。

我曾建议雅芳送母亲去养老院。

但她表示，兄妹们都怕被邻里指责不孝，只好继续轮班照顾。

后来有一次，雅芳被母亲严厉数落后，回家便突发心梗，险些丧命。

但却由此使得不少子女在“孝名”与“健康”的两难之中痛苦挣扎，却又难以找到一个明了的出路。

那时雅芳常说，要是哪个兄弟姐妹有稳定工资就好了，这样就能把养老担子全交给他。

如今看来，这种想法虽显片面，却透露出她的无力。

或许她见到的那些以退休金为依托的能“雇人”为自己代劳的家庭，才更深地让她体会到：真正的“人手”并不是问题的根源，而是资源的匮乏与选择的权利的缺失。

实际上，子女在照顾高龄父母时，羡慕别人并无用处。

每家都只能依据自身条件，摸索最可行的方式。我的观点是： 养老没有标准答案，在物质与情感的双重约束下，每个家庭都在书写自己的生存逻辑。

若老人情绪消极、时常抱怨，而子女又无力承担养老院费用，那么做好心理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

毕竟此时的老人心智可能已退回孩童状态，其言语并非针对个人，子女需学会适时屏蔽负面情绪，否则气坏自己反而无人能替。

如果有足够经济能力，又实在难以承受情感消耗，那么送老人进养老院未必是不孝，反而可能是更可持续的照护方式。

因为子女一旦累垮，便再无余力关爱父母，守住自身的健康，才是对家庭真正负责。

说到底，无论如何都要将自己的身心健康放在首位才能更好地照顾到该真正要照顾的人。

只有先把自己牢牢地站稳了,才能更有力地伸出手来扶住他人.。

子女照顾父母，只要尽心保障其衣食起居、就医安全，便可谓问心无愧。

但我们也不必对老人的每一句责备或抱怨都心领神会的去接受。

让照护少一点内耗，多一点平静，或许才是平凡人家在养老长征中，最能握住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