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胜辉学习与思考第3187天
从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到公元763年叛军集团的末代首领史朝义兵败自杀，这场历时将近八年的大叛乱，几乎摧毁了盛唐的一切根基：人口锐减，漕运断绝，中央集权土崩瓦解，此后绵延一百五十年的藩镇割据，都可以追溯到这场战争的后遗症。《资治通鉴》评价它“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
这是许多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但我们真的了解它吗？安史之乱可谓中国古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也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历史学家分析说，这场变乱，不仅是唐王朝由盛及衰的标志，更是许多宏观政治社会格局变动的起点，比如“唐宋之变”，也就是中古时代的门阀政治逐渐被科举官僚替代；如果把视野扩大到整个东北亚，安史之乱后，华夏文明由于这场变乱元气大伤，逐渐从中唐的“世界性帝国”，转向相对封闭内敛的状态。
在历史研究中，对于安史之乱的分析叙述已经非常多，但很多并没有走出宋代《资治通鉴》构建的角度或者框架，把动乱的爆发归咎于唐玄宗晚年的昏聩，无法抑制少数民族将领安禄山史思明的跋扈和野心，再加上奸臣杨国忠的推波助澜，诸如此类。这些观念从官方历史典籍，也走进了民间传说戏曲文学等叙事，并代代传承。
但是，在我看来，安史之乱，是一场诸多主客观因素叠加下，引爆的系统性危机。我撰写这本书的目的，一方面是自身对古代军事历史研究的浓厚兴趣，另一方面是，想通过一本兼顾学术与通俗传播性的书，带读者回到历史现场，去探究双方每个看似合理或者不合理的决策背后的考量。
无论是在研究，还是在兴趣涉猎里，许多人看历史，常犯的谬误，是站在历史事件发生后的“全能视角”，来评判褒贬古代人物；而在历史学研究中，触碰真相背后的因缘际会，需要研究者进行情景代入，这是一门基本但门槛很高的功夫，只有努力还原历史当事人所处的环境，厘清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才能了解，这些古代人物行动决策背后的考量和底层逻辑，最终感知历史的隐秘规律。唐史研究者李碧妍的一句话，是我非常赞同的，她说：“我们做政治史的时候，千万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我们要明白，我们所面对的都是古代的那些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我们考虑的很多问题实际上他们早已考虑到了，所以千万不要低估古人的政治智慧，更不要随意褒贬。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是尽自己的努力站在他们的立场，试图了解他们的所行所为，仅此而已。”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研究和写作中，我努力借鉴了国内外军事历史研究的不同思路与成果，包括我非常欣赏的德国军事历史学家汉斯・德尔布吕克。接下来，就请让我带你一起走进安史之乱，这场看似在中唐盛世中，突然爆发的巨变。
暴风雨前的宁静
凡事，必然有开端，对于安史之乱，历史爱好者几乎都会问一个问题，安禄山为什么要反？需要明确的是，敢于向全盛时期的唐王朝举起反叛旗帜，这个大胆举动不能光用安禄山、史思明等叛军首领的个人野心来解释。实际上，早在安禄山成为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之前，这场变乱的策源地，河北，就对中央朝廷不满已久了。
这里的河北，实际上指的是唐代北方的行政区域，河北道。它横跨了今天的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四省，以及部分内蒙自治区。从东汉开始，河北地区就因为人口增长，经济繁荣，因此被那些定都在长安，洛阳的王朝，看做难以控制的心腹之患；如果不能加以怀柔控制，就要进行直接的征服和摧毁。比如隋文帝杨坚，就借口镇压叛乱，摧毁了河北地区繁荣了几百年的大都会邺城（河北临漳县邺镇）；而隋炀帝杨广之所以开凿大运河，远征高句丽，除了好大喜功之外，也有消耗河北地区人力物力，清除隐患的考虑。唐朝建立后，尽管对河北地区进行了一番笼络，比如允许一部分上层门阀大族入朝为官，但占据河北人口大部分的寒门庶族，底层民众，依旧不能从中受惠。不仅如此，唐王朝还对河北地区实行了严酷的财政汲取，征收粮食和绢帛纺织品，两个原因加在一起，让河北地区对远在长安的朝廷，不仅产生不了忠诚和认同感，还萌发了愈演愈烈的反抗情绪。
到了唐玄宗统治时期，出于帝国统治需要，朝廷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直接加剧了河北与中央之间的紧张关系。
首先，是唐帝国边疆战略重心逐渐向西面转移，为了应对外患，开疆拓土，唐军在今天的青海与新疆至中亚地区，和盘踞青藏高原的吐蕃，欧亚草原上的后突厥，乃至阿拉伯帝国，都进行了激烈的攻防作战。到了唐玄宗统治后期，朝廷在西北边疆布置了二十多万大军，先后设置了河西，朔方，陇右三大军镇，持续的战争，令世间民怨沸腾。为此，诗圣杜甫在名作《兵车行》里，痛心地写下了名句：“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频繁的战争，必须要有足够的财政收入后勤支持，代价，就是唐帝国各地区税收负担的加重。这还不算，同为边境战区的河北地区军镇，比如平卢和范阳的将士们发现，自己拿到的拨款，如果按人均算，居然只有西北各镇的一半。当然，这背后的原因，当然不是唐玄宗的偏心，而是因为，拨给西北军镇将士的预算多，是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运输成本，没法减。河北地区经济繁荣，农业发达，军队就地取粮，运输成本低；而西北就不一样了：每一粒送到边疆将士手里的粮食，都是从遥远的关中地区辗转千里运来的，成本高昂；但这种今天我们一看就明白的经济学常识，当时的河北军镇将士可没法理解，在他们心中只抱着一个观念，待遇的不同，是朝廷歧视河北的直接体现。何况，河北军镇将士们还要和对面的契丹等入侵的周边民族作战，自己的父老乡亲还要多缴粮食赋税，以供应朝廷在西北的军事行动，这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双重剥削。
这种歧视和剥削，该怪谁呢？按照传统历史学解释，这是朝政败坏，奸臣当道的结果，于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当政的两位宰相，李林甫和杨国忠，就显得难辞其咎了。在主流历史记载里，除了共同的贪腐行为，他们一个专权结党，口蜜腹剑，一个依靠裙带关系，跋扈嚣张，如同蛀虫一样摧毁了玄宗时代盛世的根基。但是，如果看破表象，就会得出两个结论，首先，李杨两人，都是玄宗手里贯彻自己意志的工具，或者代为受过的替罪羊；其次，他们的得宠，源于都具备优秀有效的理财能力，对于开元天宝盛世，功不可没。
简单来说，李林甫的贡献，是清理隐匿人口，让唐朝的纳税人口从400万增加到了800万，翻了一倍。同时，李林甫还推动了租税折纳改革，包括河北在内，许多地方缴纳的租税，从原本沉重的粮食变成了重量更轻，单价更高的纺织物，运输成本暴减90%。而杨国忠呢，开启了铸币改革，铸造优质铜钱，把假冒伪劣货币挤出市场，稳定物价。正是依靠这两位被后人唾骂的“奸相”，唐玄宗朝廷的收入才能充盈富裕，有足够的资源支持西北，东北边疆的长期战争，同时宫廷还能维持豪奢浮夸的生活。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看唐玄宗李隆基。你会发现，开元天宝盛世，一片升平繁荣的背后，是唐玄宗在玩一场高度复杂的权力制衡游戏，如同杂技“转盘子”；然而，这种高度技巧性的游戏，必然会导致意外事故的出现。
李隆基，自己就是以政变起家，强迫父亲唐睿宗退位而登基，所以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严防宫廷政变，尤其是皇子们试图篡位的阴谋，甚至不惜亲手制造了“一日杀三子”的惨剧：开元二十五年，也就是公元737年4月，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三位皇子因涉嫌谋反，在一日之内被玄宗下令赐死。最终，生母早死，性格柔弱，毫无政治资源的李亨被立为新太子。
随着李隆基的老去，朝廷内外的文臣武将，不可避免地会提前对太子进行“感情投资”，亲近这位大唐未来的天子，而这又触碰到了玄宗最敏感的神经。尤其让玄宗不能容忍的是，太子李亨和西北边军将领的密切关系。在玄宗的默许和支持下，工于心计的宰相李林甫，接连对太子李亨发动迫害整肃，意图彻底阻止李亨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史称“天宝三大案”。
在三案中，牵连的文武重臣很多，比如李亨的内兄，御史中丞韦坚以及玄宗一度看重的名将——陇右、河西节度使皇甫惟明，两人被李林甫扣上了和太子合谋造反的罪名，先后被赐死；后来，官至陇右等四镇节度使的名将王忠嗣，则因为同样的诬告而被贬官。
反过来，安禄山的得宠，和升迁，就是玄宗时期，这场内廷权力斗争的副产品。后世评论安禄山势力的坐大，总要痛心疾首地复盘说，李林甫这样的奸臣，为了独揽大权，大肆提拔文化程度低，朝廷里没有后援的少数民族胡人将领，最终酿成大祸；但实际上，唐代中前期，来自草原的骑马民族武士出任唐军武将，已经是惯例；唐玄宗只不过是追随而已。简单来说，唐玄宗之所以扶持安禄山，就是为了抑制和太子关系良好的西北边军集团，刻意扶植东北边军集团。在将领的人选上，唐玄宗更青睐于所谓“寒族蕃将”，也就是出身门第不高，在中央朝廷里没有太多关系靠山的官僚，以及安禄山这样的“外来胡人”。当时，欧亚草原上后突厥汗国崩溃，导致突厥，铁勒等精悍的少数民族武士不断涌入河北，投奔唐朝边防藩镇。出身突厥，和杂胡混血的安禄山，也是其中之一。由于关系密切，安禄山网罗了其中的一大批人作为自己的部下。这些外族武士，最终在安禄山发动叛乱时，充当了叛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
总之，安禄山顺风顺水地当上了范阳，平卢，河东三个军镇的节度使，掌握精锐兵力多达13万左右；而安禄山也向皇帝，不遗余力地表达忠心，甚至当着唐玄宗的面，拒绝向太子李亨跪拜，装傻充愣地说“臣是胡人，只知道有天子，没听说过什么太子”。
尽管如此，出于帝王天生的猜忌之心，唐玄宗依旧选择对安禄山进行不定期的敲打，这个任务的忠实执行人就是李林甫，杨国忠两位宰相，而且敲打的力度越来越大；比如天宝十三年到十四年，杨国忠先是借口安禄山要谋反，抄了他在长安的家宅，杀了安禄山的心腹门客李超；然而唐玄宗又杀了曾经到河北视察，和安禄山关系密切的宦官辅璆琳；玄宗和亲信的施压，对于太子继位后清算自己的恐惧，身边河北士人幕僚的不断劝说怂恿，这些理由加在一起，最终让安禄山下定决心，举起叛旗。
渔阳颦鼓动地来
天宝十四载农历十一月初九，安禄山借口清除奸臣杨国忠，在范阳，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正式起兵。由于太平日子过久了，内地唐军不堪一击，导致安禄山叛军一路西进，势如破竹，出兵后第三十三天就攻陷了东都洛阳，威胁到了首都长安的东大门：潼关。
然而，在经历了初期的高歌猛进后，安禄山发现形势对自己不利了：唐玄宗委派的名将哥舒翰，在潼关坚守不出，导致叛军无法西进一步。同时，来自西北的唐王朝劲旅，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指挥的朔方军，已经攻进山西，从西面威胁叛军的老巢范阳，屡战屡胜。安禄山自己控制的，不过是一条支离破碎的狭长地带，从河北范阳绵延到河南、陕西交界，局势眼看就要朝着有利于唐王朝的方向发展了。
不过，安禄山没有想到，帮他“破局”的，居然是唐玄宗，他不断催促镇守潼关的哥舒翰赶紧出兵，收复洛阳。哥舒翰被逼无奈，领兵出关，结果在天宝十五年六月初八，被叛军在灵宝打败，几乎全军覆没，直接导致叛军长驱直入，占领长安。于是，唐玄宗被迫出逃，随后又引发马嵬驿之变，直接导致唐玄宗失去了权力。而太子李亨趁机在宁夏灵武登基，是为唐肃宗；而这场平叛战争，就演变成了漫长的拉锯战。
如何评估这个突如其来的转折？很多传统历史学家都归咎于玄宗年老昏聩，在宰相杨国忠的挑拨下，急于收复洛阳，导致坏了大局。但实际上，安禄山叛军兵临潼关的时候，唐王朝内部在长安和潼关之间，也发生了一场近乎你死我活的权力暗战：为什么玄宗不顾大局，要拼命逼迫哥舒翰出战，收复洛阳呢？首先是经济上的考虑，洛阳这个南北粮食运输的枢纽，落入安禄山之手，导致南北漕运这一条攸关长安生死的输液管被切断，江南送来的粮食等，只能转道秦岭运输，成本和时间大大增加，再拖下去，整座长安城就要陷入饥馑。其次，唐玄宗察觉，手握重兵，驻守潼关的哥舒翰，已经萌生了不臣之心：根据新旧唐书的记载，哥舒翰手下大将王思礼，已经在撺掇说，干脆率领大军杀回长安干掉杨国忠，而哥舒翰的态度，则是暧昧不明；再加上在此之前，哥舒翰还擅自处死了另一位唐军将领杜乾运，吞并了他的部队。在政治风波中经历了几十年的唐玄宗，不可能不察觉到这其中蕴含的危险，而他唯一的现实选择，也就剩下在趁着自己和哥舒翰还没有公开撕破脸，勉强还能指挥得动潼关军队的时候，赶紧让后者出关作战，恢复漕运了。
长安既然失守，原本在河北前线奋战的郭子仪，和他率领的朔方军，只能被迫回撤，保卫在灵武新近登基的唐肃宗。叛军由此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重新平定了大后方河北地区，在这个过程中，安禄山麾下的大将史思明不仅战功卓越，也借机收编了不少投降的唐军，让自己逐渐成为叛军集团里无可比拟的二号领袖。
同时，对于在灵武刚刚登基的唐肃宗来说，最高权力的获得，只能带来一时的满足，而他既然坐上了龙椅，需要处理的问题，更是千头万绪。
首先，打仗需要军费，钱从哪里来？叛军建立了“大燕国”，占据了富庶的长安至洛阳地区，唐王朝能控制的人口和地区明显缩水，能交纳赋税的人口堪堪只有一百万。幸亏唐肃宗手下出现了一个出身基层的理财专家，叫第五琦。他沿袭了李林甫的老办法，搞了一个政策，从还在唐王朝掌握之中，没有受战火波及的江南地区搞物资，但一律折算成重量轻，价值高的纺织品，大大节省了运输成本。由于当时纺织品也相当于硬通货，灵武小朝廷可以用它来换粮食，给军队发军饷。
其次，是敲定和安禄山史思明叛军（以下简称安史叛军）作战的大战略问题。唐王朝当时的主要选择有两个，一是正面硬刚，讲求速度，组织大兵团硬碰硬地在关中地区东进，逐渐收复长安，洛阳，最终打到安史叛军的老巢河北；另一个，是唐肃宗手下的天才谋士，李泌提出的侧击战略，也就是让唐军在正面战场保持防守，同时以北面的山西为基地，一会袭击范阳，一会威胁洛阳，让安史叛军顾此失彼，疲惫不堪，最终再发动总攻击，进兵河北。不过，唐肃宗并没有听取李泌的建议。
后代历史学家在评论时，对唐肃宗的批评意见居多，认为他是目光短浅，不采纳臣下的忠言上策。但实际上，唐肃宗在抉择时，不得不考虑现实中的诸多困难与需求。第一，还是财政问题，李泌的构思固然听起来精巧，但却是一种长期战略。第五琦从江南千辛万苦搞来的财富，最多只能支持唐王朝六七个月的开支，所以唐军必须在这个时间窗口内，收复长安，然后再依靠长安周边地区的土地税收，给自己续命；另外，如果让郭子仪，李光弼各部唐军在远离朝廷的地方打持久战，粮食运输成本必然急剧提高，钱就更不够花了。其次，唐肃宗刚刚登基，皇位不稳，政治影响上的考虑也得顾及：无论是唐王朝还是安史叛军，谁占据长安洛阳两京地区，谁就拥有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唐军若不顾长安洛阳，倾力从北线出击，即便攻下范阳，政治上却得不偿失：等于丢失正统地位，形同流寇。
所幸，在这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刻，幸运的天平终于向唐朝一方倾斜：首先是北方欧亚草原上的霸主回纥，决定出兵帮助平叛。这支前来助战的回纥骑兵，虽然只有4000人，但确是精锐中的精锐，由回纥可汗的长子，叶护太子亲自率领，战斗力不同凡响，让唐军获得了强援，士气大振。另外，来自遥远的西域安西镇的精锐部队，乃至西域各国，包括阿拉伯帝国在内的多国援军，也陆续抵达前线，唐军在兵力数量质量上逐渐占优。其次，安史叛军这个草台班子内部出现了内讧：公元757年，也就是至德二年正月，安禄山被下属谋士大臣严庄谋杀，登上“大燕国”皇帝宝座的是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威望德行都不能服众，许多安史叛军将领开始对大燕政权离心离德，比如留守河北的叛军集团二号人物史思明，索性专门经营地盘，对防守两京地区的安庆绪不闻不问。
九月，集结完毕的唐军终于出动，正式反攻长安，统帅郭子仪在出征时，还留下了“不成功，则成仁”的豪言壮语。毕竟，这支总兵力超过十万，对外号称二十万的唐军，已经透支了唐王朝的财政，和后勤补给能力，连两京地区的物资财富，都当作了未来的军饷和战利品，许诺给了回纥，所以这是只许胜，不能败的命运决战。幸亏，在九月十五日，长安城郊香积寺的决战中，依靠回纥骑兵在关键时刻的冲击，和唐军各部的协同，叛军损失惨重，被迫放弃长安向东撤退。这一战，堪称安史之乱的转折点。
不过，虽然唐军终于收复长安，但整场安史之乱，还要绵延五年，原因很简单，几场大战下来，双方几乎都筋疲力尽，精锐部队也损失重大，需要整补。而在唐军方面，军费的短缺，始终是限制自己连续作战，长驱动进的最大短板。为了替唐王朝筹集战争费用，第五琦不仅建议设置食盐专卖制度，垄断全国盐的生产与销售，还向江淮等远离前线地区的商人征收了一笔名为“率贷”的特别借款，将这些大商人五分之一的财产借为军用。同时，第五琦还顶着压力，发行面值比实际价值更高的大额货币，掠夺民间财富。在这种近乎涸泽而渔的努力下，唐王朝才能勉强一边维持自身的运转，同时确保这场平叛战争能够持续下去。
所以，读历史读到这里，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实：和安史之乱前半段，双方气势如虹，大会战不断的情况相反，在安史之乱的后半部分，唐王朝和安史叛军集团，如同两个耗尽力气的拳击手，彼此搂抱在一起，谁也无法挥出制胜的一拳，反而寄希望于对方先崩盘。这是因为，双方阵营内部，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事故。唐王朝这边，由于横征暴敛再加财政濒临破产，无论是被当作财源的东南地区，还是山西前线，都发生了大规模兵变；而在叛军这一边，也接连发生了一系列内部火并，先是史思明以“谋杀父亲，丢失两京”为名，处决了安庆绪，然后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又发动政变干掉了父亲。于是，叛军集团内部更加分裂，许多实力派军头的首要盘算，已经变成了如何抛弃史朝义，以及在战争结束后，维护自己现有的地盘实力，让唐王朝追认自己的割据地位：比如，安史叛军中的悍将田承嗣，就在宝应元年（公元762-763年）的漳河会战中，先给了唐军一个下马威，然后再宣布投降，还把史朝义托付给自己的家属献了出去。最终，走投无路的史朝义逃到范阳城下时，发现守将李怀仙也已经宣布投降唐朝，穷途末路之下只得自杀，宣布历时七年半的安史之乱，正式落下了帷幕。
结语
在历史爱好者心中，安史之乱，之所以能引发穿越千年的惋惜和悲悼，不仅是因为它终结了中唐盛世，这样一个中国古代历史繁荣与稳定的高峰，更留下了一片破碎和混乱的历史遗产：而其中骂名最重的，就是藩镇割据。由于财政枯竭，在安史叛军集团几代首领死亡之后，唐王朝并没有余力，彻底征服河北地区，粉碎叛军集团，恢复统治，而只要求剩余的叛军将领，对中央表面进行服从。所以说，安史之乱之所以能够结束，倒不如说是唐王朝和叛军集团最终政治妥协的后果。而这些表面上重新归附朝廷的叛军余部，许多都成为了日后对抗中央朝廷，割据一方的藩镇，比如刚才提到的田承嗣，就依靠自己的部队，在河北建立了大名鼎鼎，割据达150多年的魏博镇。
除了这些因缘际会，割据一方的藩镇，安史之乱似乎没有什么真正的胜利者：唐王朝从此元气大伤，对内，要应付众多藩镇的勒索刁难和财政收入上的巨大缺口；在外，它失去了东亚地区的强者地位，以及对西域中亚的控制影响力。就在安史之乱后几个月，强大的吐蕃就长期直入，甚至短暂占领了长安。而那些曾经在平叛战争中为唐朝建功立业的武将，除了郭子仪，也基本没有迎来期待中的功成名就。
在本书的写作中，我越发感觉到，穿过那些看似偶然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盛唐时代的终结，其实是一种必然。那些曾经熟悉的故事，在自己重新的审视中，暴露出了全新的细节，说出了不同的话。
早在安史之乱尚未爆发之时，盛唐王朝的根基就濒临破碎，为了应对来自北方边疆草原的威胁，唐王朝不得不设置了诸多军镇，以及节度使，这样一个集军政权力于一身的官职。为了筹措军费，唐王朝加紧了对境内各个地区的财政汲取，引发了广泛的不满。同时，大批草原民族移民和武士，进入中原居住，他们不仅充当职业军人，也加剧了河北等边境地区的独立倾向，从而埋下了危机的第一颗种子。随着矛盾和不确定因素的加剧，唐玄宗原本行之有效的平衡权术，必然会在某一个节点难以为继，所以，安史之乱就是唐王朝中期内部矛盾的总爆发，它以一种惨烈的方式，强迫唐王朝改弦更张。
资料来源：得到APP听书栏目。撰稿：张诗坪；脑图：朱步冲。声明：除原创内容特别说明外，推送稿件文字及图片和音视频均来源于网络及各大主流媒体。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认为内容侵权，请在文章下方留言联系我们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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