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黎荔

为什么照亮现代科学的闪电，劈在了17世纪的欧洲，而不是其他伟大的文明？我们习惯于在制度、资本、地理的框架中寻找答案，仿佛历史的走向早已被这些硬邦邦的因素锁定。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的代表作《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却给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答案：现代经济的起源，最深层的动力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变革”。它是以下一系列独特文化要素在特定历史时空下的“耦合”:

首先，中世纪欧洲人对操控自然抱有一种近乎莽撞的积极态度，这与其他文明中那种顺应天道、敬畏自然的文化姿态截然不同。当培根喊出“知识就是力量”时，他道出的不是个别哲人的洞见，而是一种正在蔓延的文化心态——人不仅可以理解自然，更可以命令自然。这种心态里藏着某种僭越的快感，它撕开了人与神、与自然之间那道不可逾越的界限。

其次，大航海带来的不仅是黄金与殖民地，更是一种致命的开放性——欧洲人被迫接受了一个比《圣经》记载广阔得多的世界。当已知世界的边界不断崩塌，还有什么权威是不可质疑的？这种地理上的发现与思想上的怀疑相互滋养，催生了一种对古典权威的彻底背叛。伽利略透过望远镜看到的不是木星的卫星，而是亚里士多德宇宙论的破产。这种“背叛”需要何等的文化勇气——它意味着一个文明开始学会怀疑自己最珍视的思想遗产。

再次，思想市场的竞争机制，或许是最具欧洲特色的文化发明。当不同的理论像商品一样被陈列、比较、争辩，真理不再是权力的私产，而成为公共领域中的竞技者。这种竞争不是温文尔雅的学术交流，而是你死我活的思想角力——哥白尼体系与托勒密体系的对抗，燃素说与氧化说的交锋，都是没有硝烟的思想战争。正是在这些战争中，欧洲知识界锤炼出了一套独特的游戏规则：只认证据，不认身份。

最后，印刷术带来的“事实”革命常常被低估。当知识可以大规模复制、传播、保存时，一种全新的认知方式开始形成。错误不再世代相传，因为它们会在印刷品的反复校对中被捕捉；发现不再昙花一现，因为它们会被白纸黑字地固定下来。印刷机创造了第一个“知识数据库”，让欧洲思想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知识的世代积累。

这些文化要素的“耦合”才是真正的奇迹。它们像多股不同颜色的丝线，在17世纪欧洲这个特定的织机上，突然编织出了现代科学的锦缎。这不是任何单一因素能够解释的，而是一种文化生态的突然成熟——在这个生态中，怀疑成为美德，实验成为信仰，实用成为尺度。

那一道照亮现代世界的闪电，确实在十七世纪的欧洲上空劈开了。它像是一场漫长雨季后在干燥森林里燃起的山火，是无数水汽、温度、风向在特定时刻的耦合。乔尔·莫基尔所言的“文化变革”，就是这样一种弥漫在空气里的崭新的时代气象——整个文明开始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态度，去呼吸知识，去面对未知。

想象一下十七世纪伦敦或巴黎的一间咖啡馆。空气中混杂着咖啡豆的焦香、烟草的雾气，以及一种更为炽热的能量——争论。在这里，绅士、商人、仪器制造者、自然哲学家（他们还不全然自称“科学家”）围坐一堂，争辩着哈维的血液循环论，传阅着来自皇家学会的《哲学会刊》，或许还会对培根爵士“知识即力量”的断言发出赞同或质疑的喧哗。关键不在于他们谈论的具体内容，而在于那种姿态：没有绝对的权威需要匍匐跪拜，真理必须经由经验的砧板和理性的锤炼，在思想的自由市场上接受检验。这是一种致命的“开放性”，它允许犯错，甚至鼓励犯错，因为错误是通向更优解的必经之路。

与此相对，我们可以遥望同时代其他伟大的文明。紫禁城的深宫之内，学识是通往科举仕途的阶梯，是“格物致知”以服务于道德完善的注脚，知识被牢牢镶嵌在一个稳定、自足的意义框架顶端。江户城的书斋里，或许有精致的考据与思辨，但“兰学”（顾名思义，兰学是从荷兰人那里传来的学问，主要是关于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学问）的微光，终究是幕府严密监控下的奇技淫巧，难以形成燎原之势。问题从不在于智力或创造力的匮乏，而在于那种文化整体的“态度”。知识，首先是“有用”于维系既有的宇宙秩序与人伦纲常，而非一把可以开拓未知、探索未来的利斧。当《天工开物》这样的奇书被归为“小道”而边缘化时，欧洲的学者正忙着将望远镜指向星空，将理性之刃挥向自然的一切隐秘角落。这并非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而是一种文化路径的深刻分野：一方追求的是在既定框架内的精致化与和谐，另一方则开启了一场充满风险的、无限的游戏。

照亮现代科学的闪电，之所以劈在了17世纪的欧洲，而不是其他伟大的文明，在于当时那片土地的文化空气，充满了正负电荷的剧烈碰撞与张力。这场“文化耦合”的核心，是一种独特的“怀疑的勇气”。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其革命性不在于结论，而在于那种将一切既有观念都推上被告席的决绝。这是一种对古典权威的“彻底背叛”，它意味着先贤的言论不再是真理的终点，而只是思考的起点。当牛顿谦逊地站在“巨人肩膀上”时，他心中所想的，绝非仅仅是继承，更是超越。这种背叛，需要制度空间的庇护（如高度分权的欧洲政治格局所催生的“思想市场”），也需要技术条件的支撑（印刷术使得知识的复制与传播成本急剧下降，催生了“事实”的革命）。但最根本的，是一种价值信念的转向：确信对自然的“操控”是正当的，甚至是荣耀的，确信知识的传播和积累，能够带来一个截然不同的、更美好的未来。

那么，站在人工智能浪潮席卷一切的今天，我们又当如何选择？当算法开始自主“思考”，当机器开始“理解”世界，我们同样面临文化态度的选择：是把AI视为工具，还是伙伴？甚至是威胁？我们能否像17世纪的欧洲人那样，保持对未知的开放，对权威的怀疑，对实用知识的推崇，同时又发展出适应这个时代的新文化伦理？我们是否同样也置身于一场全新的、更为深刻的“文化耦合”的前夜？或许，答案就藏在对历史的审视之中。

现代科学的诞生告诉我们，最深刻的革命发生在人们的头脑深处——发生在那些关于什么值得知道、如何获取知识、知识为何有用的基本信念中。在算法日益精密的今天，我们或许更需要回归到那个问题的原点：我们究竟渴望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我们选择何种文化态度，将决定这道劈开新时代的闪电，最终是照亮一条通往更广阔可能的道路，还是仅仅为我们铸造了一个更为精致、却无法逃脱的技术囚笼。

文明的突破，从来不是命中注定的抵达，而是一次次文化选择累积成的意外。那道照亮现代科学的闪电，本质上是一次思想的越狱——人类终于从自我设定的认知牢笼中挣脱出来。而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在参与书写这一次越狱（地球升维）的脚本，用我们对知识的态度，用我们选择的文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