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用的诞生在沙陀人的历史上，李克用是最关键的人物，没有之一。金元时期的名士李俊民游览李克用墓时，写下《李晋王坟》一诗：
雄名凛凛振沙陀，为国功深奈老何。
多少三垂冈上恨，伶人都进《百年歌》。
短短二十八个字，把李克用的一世英名和终生不得志的遗恨全写尽了。


关于李俊民的身世，有个小考证值得一说。他自撰的《李氏家谱》里写：“唐高祖渊二十二子、其韩王元嘉守泽州，武氏盗国，宗室潜谋恢复，事露皆被害。”后世的资料介绍他，基本都照抄这句话。
但翻翻《旧唐书·宗室传》就会发现，韩王李元嘉其实是唐高祖李渊的第十一子，也确实当过泽州刺史；家谱里提到的“黄公譔”，正是李元嘉的儿子。而李渊的第二十二子是滕王李元婴，压根没有在泽州任职的经历。可见家谱里的“二十二子”是“十一子”的笔误。这个小差错无关宏旨，但读史料时多核对一手，总归不吃亏。
回到李克用本人。按史籍记载，他生于唐宣宗大中十年（856）九月二十二日，地点是神武川的新城。可这个“新城”到底在哪儿，历来吵得不可开交。一说在朔州北部，即今山西山阴县北；一说在今山西应县大黄巍乡栗家坊村附近；《中国历史地图集》把它标在今山西神池县东北；还有一说在今山西五寨县北的大武州村，最早记载这个说法的是《辽史·地理志》。



从地理上看，应县栗家坊村在应县城西偏北约十二公里、山阴县城东偏北约二十八公里，比较符合“今山阴县东北”的传统说法；而五寨大武州村离神池县更近一些。
南宋人潘自牧在《记纂渊海》“应州”条下记了一笔：“金凤井，在州治，相传李克用生时，有金凤自井中飞出。”这算是给应县说添了一条旁证。
从古到今，名人效应从来都是抢手货。争名人出生地、争名人墓葬地，今天如此，一千年前也是如此。
比地名更有意思的，是李克用的出生传说。
李克用是朱邪赤心的第三个儿子，母亲姓秦。有学者推测秦氏是吐谷浑人，因为吐谷浑部落里确有秦姓。传说她怀胎十三个月才临盆，偏偏又遇上难产，折腾一整夜也生不下来。



当时朱邪赤心在外戍守，族人慌了神，跑到雁门（今山西代县）去请医买药。路上遇到一位神叟，告诉族人说：这不是巫医能治的病，赶紧回去，让全族人身披铠甲、手持锦旗，击钲打鼓、跃马大叫，围着产妇住的屋子绕三圈就停。族人照办，母亲果然平安产下婴儿。孩子落地那一刻，虹光照亮屋子，白气充满庭院，井水暴涨，一只金凤从井里飞了出去。
这些情节，一个字都不能当真。现代医学清楚得很，人类妊娠期十个月左右，十三个月根本不存在。至于虹光烛室、白气充庭、井水暴涨、金凤飞出，全是李克用显贵之后后人往上贴的金箔。
更离谱的是《新编五代史平话》里的版本。书中说朱邪赤心做了个梦，梦见一座宫殿，殿上坐着一位王者，殿下站着几个金甲武士。王者对他说：“龙猪战罢丑口破，十四年间金殿坐。十兄用武不负君，四个郎君三姓么。”并解释“龙”代表李克用，“猪”代表朱全忠，“丑口”拼起来是个“唐”字。还说朱邪赤心因此取了梦中“十兄用武”四个字，给儿子起名“克用”。这纯粹是说书艺人为了留住听众现编的佐料，连梦话都押着韵，破绽实在太明显。



但这类附会不能当笑话看完就扔。它背后藏着一套很实在的政治逻辑。
古代帝王出生，几乎无一例外都要配一套异象：刘邦是他妈跟蛟龙生的，刘秀出生那年县界长出嘉禾，赵匡胤出生时满屋红光还有异香。目的只有一个——证明这个人不是普通人，他的权力是上天给的，不是抢来的。封建统治者巩固统治靠两手：一手是军队、监狱这些硬家伙，另一手就是精神武器，尤其是“君权神授”这套理论。把天命挂在嘴上，比派兵驻守便宜得多。
李克用生前并没有称帝。但他直接奠定了后唐王朝的基础，后唐建国后便按帝王的规格追尊他。既然按帝王对待，出生时的祥瑞自然也要补齐——别人有的，晋王不能没有。于是怀胎十三个月来了，金凤出井来了，连说书人的梦也来了。
这些传说讲的其实不是李克用的出生，而是他儿子的需要。



代北这块地方，从古到今就没安静过。先秦的诸胡、秦汉的匈奴和乌桓、魏晋南北朝的鲜卑与羯族、隋唐的突厥和铁勒，全在这里轮番登场。沙陀人搬过来前后，当地的居民除了汉族土著，还有突厥、吐谷浑、六胡州的粟特人、契苾、达靼（室韦）、奚、回鹘、党项、契丹。这些族群大多靠放牧吃饭，能骑善射，性子刚硬。不同民族挤在同一片草原上，通婚、做买卖、打架、结盟，几百年搅和下来，代北养出了一种跟中原完全不同的风气。史书里有一句话总结得很到位：“纵有编户，亦染戎风。”意思是哪怕你上了户籍、当了编户齐民，骨子里还是带着兵气。
李克用就出生在这片土地上，也在这片土地上长大。他的性格底色，几乎是被这种环境直接浇铸出来的。史书上说他刚会说话时，就“喜军中语”。别的孩子咿咿呀呀学童谣，他学的是军营里的口令。再大一点，他擅长骑射，和同龄人一起跑马嬉戏，“必出其右”，从来没输过。
十三岁那年，他看见一对野鸭在空中飞，干脆仰面躺倒，张弓搭箭，连发连中，围观的人看得直叫好。


平日里李克用还拿树叶、针尖、马鞭当靶子练眼力。箭术这东西没有捷径，全是一箭一箭喂出来的。后来他父亲朱邪赤心去镇压庞勋军，李克用跟着出征，冲锋陷阵冲在所有将领前面，军中送了他一个外号——“飞虎子”。
李克用有一只眼睛失明，或者半失明，史书写作“眇”或“微眇”。这可能是母亲难产留下的后遗症。独眼确实有损形象，却意外帮了他的箭术：闭上一只眼瞄准，反而更稳。当时的人因此叫他“独眼龙”。这个绰号听着不雅，可在代北，它更像一枚勋章。
关于这只瞎眼，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
李克用当上河东节度使以后，声威大振。淮南节度使杨行密没见过他长什么样，心里痒，就找来一位名画工，扮成商人模样潜入太原，打算偷偷画一张像回去过眼瘾。结果画工刚到太原不久就被人识破抓了起来。李克用起初大怒，要杀他。转念一想，让人给自己画张像也不错，便对左右说：我向来眇一目，把他叫来试试，看他画得怎么样。


画工被带上来。李克用按着膝盖厉声说道：淮南派你来给我画像，你一定是画工里最好的。画得像便罢，画得不像，这台阶下面就是你的死地。
画工拜了两拜，提笔就画。当时正值盛夏，李克用手拿一把八角扇扇凉，画工便照实画了下来，一片扇角刚好挡住那只瞎眼。李克用看了一眼，说：你这是在讨好我。命令重画。
画工应声又画了一幅：李克用正在张弓搭箭瞄准，一只眼睛微微闭合，像是在校箭的曲直，把那只瞎眼用得恰到好处。李克用看完大喜，重重赏了画工，放他回淮南。
这个故事出自宋人陶岳的《五代史补》，《旧五代史》《资治通鉴》《十国春秋》都引用了它，应当有些影子。故事的真假可以存疑，但有一点很实在：李克用的独眼早就成了他的招牌，连对手都忍不住想亲眼看看。一个身体上的缺陷，硬是被他经营成了个人品牌。



《旧五代史·唐武皇纪》里还记了另一件事。
新城北面有座毗沙门天王祠。毗沙门天王就是北方多闻天王，佛教护法神，四大天王之一。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安西都护府城被吐蕃围困，危在旦夕。传说毗沙门天王忽然出现在城北门楼上，大放光明，又有“金鼠”咬断敌军弓弦，还有三五百名金甲神兵击鼓，声震三百里，吐蕃军当场崩溃。安西上表奏报，玄宗大喜，下令各道州府在城楼西北角设置天王像供养。新城这座祠堂，大概就是那个背景下建起来的。
有一天，祠堂前的井水忽然喷涌如沸，全城惊慌。李克用带着几个随从赶到祠前，端起酒杯祭告说：“我有尊主济民之志，为何无故井溢？不知是祸是福。天王若有神奇，可与我交谈。”话音刚落，墙上隐隐现出一个披金甲、持铁戈的神人。众人吓得转身就跑，只有李克用一个人留在原地，不慌不忙地与神人对答，然后从容退下。
这显然是后人编出来的段子。但它透露的信息比细节更重要：在当时的舆论场里，李克用已经不需要自己开口证明什么了，别人会替他造神。一个军阀要立住脚，光有刀不行，还得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井水、金甲神人、独眼、飞虎子，这些标签一层层贴上去，他在代北的分量也就一层层加重。所谓自负，往往不是天生的，是被周围人的目光一点点喂出来的。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李克用这个名字，其实是他后来才有的。他出生在公元856年，而他父亲朱邪赤心被朝廷赐姓李，是在公元869年。也就是说，在他十三周岁之前，他应该叫“朱邪克用”——如果他一开始就取名“克用”的话。
斗鸡台事变“斗鸡台事变”，也叫“斗鸡台事件”或“段文楚事件”。这是发生在云中镇的一场军事政变，动静之大，在整个晚唐的藩镇史里都算得上骇人听闻。
先说清楚云中镇在哪儿。唐武宗会昌三年（843），朝廷从河东镇里划出一块，单独设了个藩镇。因为唐朝在今天的山西大同一带设过云州或云中郡，这个军镇便被称为云中镇。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大同军。



大同军其实是唐前期的老番号，最初驻在朔州，后来迁到云州，于是史书里对它的长官一会儿叫云中防御使，一会儿又叫大同军防御使，其实指的是同一个位置。
唐代藩镇的长官分好几个级别：节度使、观察处置使、防御使、都团练使。防御使属于偏低的一档。云中防御使管辖云州（治今山西大同）、朔州（治今山西朔州）、蔚州三州之地，治所设在云州。蔚州的州治本来在今山西灵丘，唐玄宗开元年间迁到安边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北蔚县。
规格虽低，位置却极要害。以云州和长城为第一道线，以恒山山脉以及雁门关（西陉关）、东陉关、飞狐口等关隘为第二道线，两条防线之间夹着一个大同盆地。这三层叠在一起，构成了太原北面纵深极大的防御屏障。华北平原和山西腹地的安危，很大程度上就押在这条线上。北方游牧民族一旦南下，这里就是第一道闸门。所以别看它只是个小藩镇，谁坐在这个位置上，手里捏着的都是战略要道。



有据可查的第一任云中防御使是卢简方，时间在唐懿宗咸通五年（864）之前。之后接任的有李国昌、段文楚、支谟。其中李国昌在唐宣宗大中年间就做过蔚州刺史、云州守捉使，咸通十年（869）平定庞勋之后一度出任大同军防御使，在这片地盘上算是扎下了根。段文楚则是乾符五年（878）前后再度出任大同军防御使。他的身份不一般——祖父是唐德宗朝的名臣段秀实。段秀实以忠孝闻名天下。
当年河朔藩镇叛乱，德宗抽调泾原镇的兵去平叛，结果泾原兵自己在长安反了，拥立原卢龙节度使朱泚当主帅。朱泚想拉段秀实入伙，被严词拒绝。段秀实甚至夺下朱泚的笏板要砸死他，当场遇害。德宗回朝后大力表彰，并录用他的后人做官。段文楚能坐上这个位置，靠的就是这份祖上的政治遗产。

咸通十年庞勋起事被镇压下去之后，十三岁的李克用当上了一名云中牙将，在防御使支谟手下供职。据说他在云中期间，有一次夜宿别馆，搂着歌妓醉卧。有个刺客持刀摸进房间，刚冲进卧室，就看见帐中烈火升腾，有龙一样的东西忽隐忽现，刺客吓得退了出去。这种故事当然也是后人编的，不必当真。
但有一件事是真的：此时的李克用虽然年纪不大，野心却已经藏不住了。沙陀贵族的血统、官宦世家的出身、一手百发百中的箭术，再加上代北那种“亦染戎风”的环境，几样东西凑在一起，让这个少年身上透出一股霸道。他眼里盯着的位置，正是支谟屁股底下那把椅子。
有一天军队晨练结束，李克用和同僚一起走进防御使府衙，玩起了“升堂”的游戏。他大摇大摆地坐上防御使的宝座，当着众人的面发号施令。这在当时是明摆着的犯上行为。可支谟一声没吭，由着他闹。


这件事看着荒唐，分量却很重。一个十三岁的牙将敢在府衙里坐上主官的位子，而主官不敢出声——这说明两件事。第一，支谟心里清楚自己压不住这个人，更清楚李克用背后站着整个沙陀集团；第二，军中那套规矩，在代北早就松动了。在这里，血统、武力、部众的分量，远比一纸任命状来得实在。府衙里的这场闹剧，其实就是后来斗鸡台事变的预演，只是当时没人把它当回事。
段文楚第二次出任云中（大同军）防御使时，李克用已经当上了云中守捉使兼沙陀三部落副兵马使，驻守在蔚州。就在这段时间，他导演了一场震惊朝野的军事政变——“斗鸡台事变”。
这场事变的经过，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都记得很详细。
乾符五年（878）正月，大同防御使段文楚兼任水陆发运使。偏偏赶上代北连年饥荒，漕运接不上，军粮本来就紧张，段文楚又克扣军饷，士兵们的怨气一下就顶到了嗓子眼。



云中沙陀兵马使李尽忠抓住这个机会，派牙将康君立偷偷跑到蔚州，劝李克用起兵，干掉段文楚取而代之。李克用说：这事我得先禀报父亲。他父亲李国昌当时任振武节度使，离得不近。康君立当场就否了：机密已经泄露，哪还有时间跑到千里之外去请示！
于是李尽忠当夜就带着牙兵攻进云州城，把段文楚和判官柳汉璋一并抓了起来，同时派人飞马赶往蔚州，召李克用过来。
李克用应召率部奔赴云州。二月初四抵达城下，部众将近万人，驻扎在斗鸡台下。初六，李尽忠派人送上云中防御使的符印，请他担任防御留后，也就是临时代理防御使。
初七，李尽忠把段文楚等五人押到斗鸡台下，李克用下令军士将他们凌迟处死，分食其肉，再用马匹践踏骸骨。手段之残忍，读史的人看到这一段都会皱眉。初八，李克用走进防御使衙署，坐堂办事。



从二月初四到初八，前后只用了五天。一个藩镇的最高长官，就这样被自己手下的兵给宰了。
旧史在叙述这件事时，有一套固定的讲法：主谋是沙陀兵马使李尽忠和云中牙将康君立，李克用是被部下推上台的；而段文楚被杀的原因，则归结为克扣军饷。
这种说法不能算错，但只说对了一半。唐末因为节帅赏赐不周、被部下杀掉的事确实屡见不鲜，拿这个当理由完全说得通。可如果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推，就会遇到一个硬伤：李克用为什么偏偏是那个“被推出来”的人？
结合后来李国昌、李克用“欲父子并据两镇”的举动来看，答案其实很清楚。李克用才是这件事的真正主谋，至少也是主谋之一。他和李尽忠、康君立一个在幕后，一个在前台，联手演完了这出夺权戏。至于史书替他避讳，原因也很简单——杀害朝廷任命的地方藩帅，是明摆着的犯上作乱，写进正史里太不光彩。替尊者讳，是中国史书的老传统，李克用恰好享受了一次这个待遇。



再说深一层，段文楚被杀的真正原因，根本不是那几斗军粮。核心在于李国昌、李克用父子想趁着天下大乱、唐朝廷号令“不复行于四方”的空当，把整个代北地区一口吞下去。军饷只是个引信，炸药早就埋好了。振武在父亲手里，云州在儿子手里，父子二人各据一镇，代北这条防线就算彻底姓了沙陀。这才是五天之内完成政变的真正动力——它不是士兵一时的哗变，而是一次有预谋的地盘扩张。
顺带提一句史料上的一个小出入。《辽史·地理志》记载此事作“乾符三年”，而两《唐书》《资治通鉴》均作乾符五年。年份差了两年，孰是孰非，至今没有定论。这类细节不影响大局，但读的时候心里要有个数。
最后说说斗鸡台到底在哪儿。
雍正《山西通志·古迹二·大同府》记载：“斗鸡台在奚望山。
《辽志》：乾符三年云中守捉使李克用偕程怀信等募士万人趋云州，次斗鸡台，即此。”
奚望山的位置，《太平寰宇记》说在云中郡东一百里，《明一统志》则说在大同府城北九十里，俗名叫岐王山。



可这里有个矛盾。按史书记载，李克用是从云州东面的蔚州赶到云州城下，然后屯兵于斗鸡台下。既然已经到了城下，斗鸡台离云州城就不可能远到“一百里”或“九十里”。所以这个地点究竟在哪，至今仍无定论。
地名可以存疑，但那五天的事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十三岁敢在府衙里坐上防御使宝座的孩子，二十几年后真的坐了上去，而且是用一场血腥的政变换来的。
唐朝廷的讨伐李克用杀掉段文楚的消息传到长安，朝廷上下震动。晚唐那会儿，藩镇节帅被部下赶走甚至砍死的事确实不少见，加上黄巢正在四处攻城略地，“皇威不振”也是实情。但实情归实情，面子不能不要。公开弑杀朝廷命官、还把人凌迟分食，这事要是认了，大唐最后一点体面就没了。所以这一回，朝廷断然拒绝。



李克用走的是藩镇的老套路：让云中将士联名上表，请求朝廷任命自己为节帅。这套把戏玩了几十年，朝廷多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人已经死了，追认一个既成事实，比派兵去打划算。可唐僖宗这次偏不认账。
李国昌赶紧出来打圆场，试探朝廷的口风。他上表请求尽快另派大同军防御使，并且表态说：如果李克用敢违抗命令，我亲自率领振武镇兵前去征讨，绝不能因为偏爱一个儿子而有负于国家。话说得很漂亮，姿态也摆得很足，可细看全是虚招。真要他打儿子，他早就动手了，何必等朝廷下令？这番话的真实用意是告诉长安：我们父子没有造反的意思，只是想保住手里的地盘，请朝廷给个台阶。


唐僖宗接住了这个台阶。他想起义昌节度使卢简方以前对李国昌父子有恩，便派卢简方出任大同军防御使，赐诏让他前去处置。诏书先捧后打：先夸李国昌“久怀忠赤，显著功劳”，又说朝廷待他不薄，“三授土疆，两移旄节，其为宠遇，实寡比伦”。接着话锋一转，痛斥李克用：“段文楚若实刻剥，自结怨嫌，但可申论，必行朝典。遽至伤残性命，刳剔肌肤，惨毒凭凌，殊可惊骇。”最后给出两条路：如果李克用暂时交出兵权，束手等待朝廷派人接任，那是权宜之计，不必猜疑；如果他图谋军权、想一口吞下整个大同，那就是长久之患，绝难答应。
软硬兼施，话说得相当清楚。
李克用的回答很简单：不让卢简方入境。
唐僖宗又换了一招：把卢简方改任振武节度使，同时把云中（大同军）防御使升格为节度使，由李国昌担任。这步棋下得很有心思——让父亲去管儿子，名正言顺，料想他不会抗命。可他算错了一件事：李国昌从头到尾要的就是父子并据两镇。



现在振武被卢简方占了，大同虽然升了格，可儿子手里那点东西等于白交出去。于是李国昌拒不奉诏，当场撕毁朝廷的任命书，杀掉监军，拒绝交接。
谈判到此彻底破裂。接下来就是藩镇逼迫朝廷认账的标准动作：四处出兵骚扰，打出动静来，让朝廷知道不答应就得付出代价。李克用攻陷遮虏军（今山西五寨西北四十里五王城），东击宁武军，西击岢岚军，南下焚烧唐林、崞县，一路打进忻州境内。
这一打，打出了连锁反应。河东镇先乱了起来。
河东节度使窦浣为了防备沙陀南下，一边征发百姓深挖太原护城河，一边派都押衙康传圭出任代州刺史，又征发土团一千人戍守代州，想靠雁门关的天险挡住李克用。结果这支民兵队伍走到太原城北就不走了，张口要赏钱。



当时太原府库早就空了，窦浣派马步都虞候邓虔前去安抚，土团兵直接把邓虔活活剐了，用床板抬着尸体抬进府衙示威。窦浣和监军只好亲自出来赔笑脸，发给每人三百文钱、一端布，才算把事情压下去。
这件事的意味比战场上的胜负更可怕。一支临时拼凑的民兵，敢在太原城门口杀朝廷的将官，还逼着节度使拿钱买平安——这说明河东的秩序已经烂到了根子上。李克用还没打进太原，太原自己就先散了架。
朝廷觉得窦浣无能，把他罢免，改派前昭义节度使曹翔接任。曹翔走到半路中风死了。接着又派河东宣慰使崔季康兼任太原尹、北都留守，充任河东节度使、代北行营招讨使，命他平定沙陀。乾符五年（878）十二月，崔季康与北面行营招讨使李钧在岢岚军洪谷（今山西岢岚南部洪谷堡，一说今岚县北鹿径沟）与李克用交战，官军大败，李钧中流矢而死。次年正月，崔季康父子也被河东乱兵所杀。



短短两年，河东换了李侃、李蔚、康传圭一茬又一茬节帅，没有一个站得住。广明元年（880）二月，李克用率兵两万进逼太原，攻陷太谷。康传圭派大将伊钊、张彦球、苏弘轸分兵在秦城驿阻击，被沙陀打得大败。康传圭一怒之下斩了苏弘轸，结果激起张彦球部下哗变，倒戈攻入太原，把康传圭也杀了。
朝廷这才下了血本，派出宰相郑从谠兼任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东节度等使。郑从谠恩威并施，诛杀乱首，李克用引发的这一连串河东变乱，才算告一段落。
而沙陀这边，日子同样不好过。乾符五年冬天，吐谷浑首领赫连铎趁李国昌出兵征讨党项，偷袭了振武节度使治所单于都护府（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土城子），把李国昌全族掳走。李国昌带着五百骑逃回云州，云州守将却叛变了，关上城门不让他进。李克用在蔚州、朔州一带收拢了三千人，退守神武川新城——正是他出生的地方。赫连铎紧接着包围新城，昼夜猛攻，李克用兄弟三人四面应战，几次差点全军覆没。幸好李国昌从蔚州率军赶来救援，赫连铎才退走。父子合力，军势重新振作，继续跟官军死磕。



回看这一段，有三件事值得记住。
第一，朝廷拒绝承认李克用，不是意气用事，而是没有退路。追认一个凌迟朝廷命官的人，等于告诉天下所有藩镇：只要手段够狠，位置就是你的。这个口子一旦开了，就再也合不上。
第二，李国昌父子的真实诉求一直很明确，就是地盘，不是皇位。他们撕诏书、杀监军，却始终没有称帝建国；他们四处出击，打的也是逼迫朝廷谈判的仗。这种“要地不要名”的策略，在晚唐很常见，也很有效。
第三，真正把大唐拖垮的，其实不是沙陀。李克用再能打，兵力也就两三万。真正把河东搅成一锅粥的，是那些索要赏钱的土团兵、哗变的牙兵、临阵被杀的节帅。沙陀只是推了一把，墙自己就塌了。
至于赫连铎那一刀，则说明代北从来不是一个整体。今天并肩作战的盟友，明天就能抄你的老巢、掳你的全族。李克用父子后来能在中原立足，靠的不只是勇武，更是熬过了这一次几乎灭顶的冬天。



洪谷之战官军大败之后，李克用的气焰更盛了。那段时间他大概觉得，代北这块地方已经没人能管得住自己。
唐僖宗和朝中大臣却不这么想。广明元年（880）三月，朝廷任命太仆卿李琢为蔚、朔等州招讨都统，把东北面行营的李孝昌、李元礼、诸葛爽、王重盈、朱玫几路兵马全交给他指挥，再加上忻州、代州的土团兵，摆开阵势迎战沙陀。战局从这里开始掉头。
这一招的关键不在兵力多少，而在打法变了。
前两年朝廷打李克用，用的是中央军加河东军，正面硬碰，结果李钧中箭死在洪谷，崔季康父子被乱兵所杀，康传圭也被部下倒戈砍死。仗没打赢，节帅先换了一茬。



这一次李琢换了思路：不再自己硬上，而是把李克用的仇家全都拉进来。卢龙节度使李可举、吐谷浑首领赫连铎，都是跟沙陀有旧怨的。尤其是赫连铎，冬天刚抄过李国昌的老巢，掳走过他的全族。让这些人去打李克用，不用朝廷催，他们自己就会拼命。
这招确实狠，也立刻见效。
同年六月，李琢与李可举、赫连铎联兵讨伐沙陀。赫连铎派人去劝降李克用的朔州守将高文集，高文集当场倒戈。紧接着，沙陀三部落内部裂开了——沙陀酋长李友金、萨葛都督米海万、安庆都督史敬存带着部众投降，转头跟着官军一起攻打李克用父子。


一个靠血缘和利益绑起来的部落联盟，顺风时是一股绳，逆风时就是几股绳。李尽忠当年能在五个晚上把段文楚送上斗鸡台，靠的就是各部头领的默契；如今这份默契反过来，瓦解得也一样快。
七月，李克用在药儿岭、雄武军接连大败，部下被杀一万七千余人。李尽忠、程怀信这批拥戴他起兵的元老级将领，全部战死。
关于雄武军的位置，史学界有过争论。传统说法认为在今河北兴隆或天津蓟州境内。可这个地点有个硬伤：它离李克用活动的云、代、朔、蔚四州实在太远，中间还隔着卢龙节度使的大片地盘，李克用不可能绕到敌人后方去打仗。直到2003年河北宣化出土晚唐苏子矜夫妇墓志，谜团才解开。墓志记载苏子矜与夫人王氏于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合葬于“雄武军东三里原”，由此推断，雄武军应在今宣化城东。
那里正好是云中镇与卢龙镇的交界处，李克用在这里与李可举交手，完全合乎情理。胡三省说药儿岭在雄武军以西，那么药儿岭也在今宣化一带。一场仗的地点，靠一块墓志才定下来，读史的乐趣往往就在这些地方。


几乎同时，李国昌在蔚州也大败，部众全部溃散。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带着宗族和大将康君立等人向北逃亡，一路逃进阴山的达靼部落。
李克用不但没能实现“旬日而定代北之地”的狂言，反而把祖父朱邪执宜、父亲朱邪赤心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地盘输得干干净净。
更惨的是后方。朝廷把当时在长安任职、实为质子扣押的李国昌的两个儿子处死。李国昌的另一个儿子李克让逃出长安，最后也被南山寺的僧人杀害。
这一年的结局，对沙陀来说是一次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兵没了，地将丢了，元老死光了，留在长安的人质被杀，连退路都只剩一条——往北逃回阴山，回到祖先当年迁徙出来的地方。李克用从十三岁当上云中牙将，一路走到今天，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一无所有。



李克用北入阴山达靼“达靼”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唐代。唐朝后期，在今内蒙古中部的阴山一带，生活着这样一个部族，史书上通常叫它“阴山达靼”。
这个部族到底从哪儿来，史学界吵了很多年，主要有两派意见。
一派认为，“室韦”和“达靼”在汉文史籍里其实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写法。唐人李德裕的文集里提到过“黑车子达靼”，《辽史》里则写作“黑车子室韦”，指的是一回事。唐开元二十年（732）立在漠北的突厥文《阙特勤碑》上，有“三十姓达靼”的说法，对应的就是室韦的三十个部落。其中住在阴山的那一支，本来叫“阴山室韦”，后来被写成“阴山达靼”。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论者认为跟回鹘人有关——回鹘人管室韦叫达靼，沙陀跟回鹘关系密切，跟着叫，叫顺了口。后来唐人和沙陀人来往多了，也就接受了这个称呼。于是唐、五代、宋的文献里纷纷出现“阴山达靼”，只有《辽史》还守着老写法，继续叫“阴山室韦”。



另一派是宋人的说法，认为达靼是靺鞨的后代。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广明元年七月条下，胡三省注引了宋人宋白的话：“达靼者，本东北方之夷，盖靺鞨之部也。贞元、元和之后，奚、契丹渐盛，多为攻劫，部众分散，或投属契丹，或依于勃海，渐流徙于阴山，其俗语讹，因谓之达靼。”
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里讲得更细：鞑靼的先祖和女真同种，都是靺鞨之后。元魏、北齐、北周时叫勿吉，到隋代才改称靺称靺鞨。鞑靼在长安东北六千里，东边临海，分为黑水、白山等几十个部落。其中住在混同江（今黑龙江）上的那支叫女真，是黑水靺鞨的遗种；而住在阴山的那支自称鞑靼，唐末五代时常与中原通好。程大昌在《演繁露》里也直接下了断语：“达怛乃靺鞨也。”
不少学者觉得“达靼源于靺鞨”的说法站不住脚。不过换个角度看，如果承认室韦就是达靼，而室韦最早的居住地在今黑龙江、内蒙古东部以及俄罗斯远东一带，唐朝还曾以室韦部落设置羁縻都督府，与奚、契丹、靺鞨相邻，那么宋白关于他们从东北“渐流徙于阴山”的说法，至少具备参考价值，不能一笔抹掉。



史书上的几条记录，恰好能和宋白的说法对上。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经常有奚、室韦、党项等部落侵犯振武军。这些人“交居川阜，凌犯为盗，日入慝作”，也就是太阳一落山就开始动手，当地人给起了个名字，叫“刮城门”。百姓吓得不敢出门，很少有安生日子。到了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天德军一带的边民苦于室韦、党项的侵掠，军使没办法，只好另筑一座新城，把三万多户居民迁进去躲着。振武、天德就在今内蒙古中部阴山以南。这些记载的时间点，正好落在宋白所说的“贞元、元和之后”。这当然算不上铁证，但两条线索能往一处凑，本身就值得留意。
今天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金山镇有个村子叫“沙陀国”，有人认为那就是当年李国昌、李克用父子逃亡达靼时的落脚处。而在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境内的敖伦苏木古城遗址，则是自称为沙陀李克用后人的蒙古汪古部的活动中心。当年的阴山达靼部落，大概就活动在今固阳县和达茂旗这一带。



说清来历，再看关系。
达靼人和沙陀人的交情一直不错，经常并肩出征。唐武宗会昌二年（842），达靼（室韦）与沙陀、吐谷浑等部落一起防备回鹘乌介可汗南下。唐懿宗咸通九年（868），达靼部落又跟着朱邪赤心南下镇压庞勋起事。仗打得多了，来往密了，关系自然就近了。
史书里记了一件小事，很能说明问题。有一次李克用和达靼部人比试武艺，正好空中飞来一对雕。达靼人指着雕问他：“公能一发而中否？”
李克用一句话没说，弯弓搭箭，一箭把两只雕全射了下来。达靼人连声叫好，佩服得五体投地。李克用后来自己说过一句话：“阴山部落，是仆懿亲。”“阴山部落”就是阴山达靼，“懿亲”就是至亲。这话的分量不轻，出自一个沙陀贵族之口，说明双方确实处成了亲戚。




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北投达靼时，起初受到的确实是热情款待。走投无路的人上门，主人摆酒接风，这是草原上的规矩。
可麻烦很快就来了。吐谷浑首领赫连铎想斩草除根，独霸代北，暗中派人带着重金去贿赂达靼首领，同时挑拨离间：李克用留在你们这儿，迟早吞并你们的部落，不如早点动手杀了。
达靼首领动了心。赫连铎的钱是一方面，更实在的是后半句——李氏父子带着残兵败将久住部中，人多嘴杂，万一哪天翻脸，自己未必压得住。猜疑这东西一旦生出来，就不会自己消失。
李克用察觉到了。他没有辩解，也没有求情，而是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亮本事。他多次召集达靼的豪右到野外射猎，拿马鞭、针尖、树叶当靶子，在百步之外骑马奔驰射击，百发百中。达靼部人看得目瞪口呆，从此大为佩服，不敢轻举妄动。这一手很实在：草原上认的是力气和箭法，讲道理没用，一箭射穿两只雕，比一万句保证都管用。



第二件，交底。他趁着黄巢从江、淮北渡的时机，“椎牛酾酒”，杀牛斟酒，大宴达靼首领。酒喝到酣处，他袒露心迹：“我父子为贼臣谗间，报国无由。今闻黄巢北犯江、淮，必为中原之患。一日天子赦免，有诏征兵，我与公等南向而定天下，此乃我之心愿。人生世间，怎么能终老于沙堆之中呢！”
这段话句句都在打消对方的顾虑。核心意思只有一句：我不会赖在这儿，更不会抢你的地盘，我早晚要走。对一个担心被吞并的部落首领来说，这是最动听的承诺。达靼人果然放下心来，释然无间，款待如初。
就这样，李克用在达靼过了半年多寄人篱下的日子。他每天练箭、喝酒、等消息。他知道中原不会一直乱下去，也不会一直不乱，他要等的只是一个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