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农历腊月二十五，紫禁城养心殿里举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朝见。隆裕太后带着六岁的溥仪坐在金銮宝座上，下面站着袁世凯、胡惟德等一班国务大臣。没有人行跪拜礼，只鞠了三躬。隆裕点了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年幼的溥仪呆坐一旁，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外务大臣胡惟德从隆裕手中接过诏书，颁布天下。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在这一天画上了句号。
一个跪在地上的胖老头
退位诏书颁布前不到一个月，养心殿东暖阁里还有过另一次会面。溥仪晚年回忆录《我的前半生》里记下了那个画面：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泪，面前的红毡垫子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

那是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入见隆裕，联衔密奏，公开提出清帝退位一事，请示最后决策。他跪在那里，说得声泪俱下，但话里的意思很清楚：不退位，后果不堪设想。他甚至还加了一句恐吓：“倘若不答应革命党的条件，弄不好会像法兰西革命一样，届时皇室连子孙后代都不复见”。

出宫回府的途中，袁世凯遇到了革命党人的炸弹袭击，弹发不中。他乘机称病，不再入朝，躲在幕后继续操纵逼宫。
御前会议上的哭声
从1月17日起，隆裕召集御前会议商讨对策。贝子溥伦首先提出清帝“自行逊位”、让袁世凯做总统的主张，庆王奕劻附和。恭亲王溥伟、载泽等人坚决反对。两派吵成一团，隆裕毫无主意，只会抱着宣统皇帝痛哭。

袁世凯虽然不再露面，但他的手伸得很长。他派人把持了整个宫廷，送信的太监走到门口就被挡住，根本不让出门。内阁成员全是袁氏一派，奕劻、那桐、溥伦等人被重金收买，对隆裕极尽威吓哄骗之能事。连太监小德张也危言耸听地警告隆裕：若不答应民党要求，革命军队杀到北京，后果不堪设想。

与此同时，袁世凯指使北洋军将领段祺瑞等联名通电，声称“立即采取共和政体”。枪杆子的声音，比御前会议上的争论响亮得多。
三百一十九个字
就在袁世凯1月16日逼宫的同一天，张謇在南方拟好了退位诏书的草稿。张謇是清末状元，立宪派领袖，后来被保皇党斥为“张、汤之罪”。他起草的这份诏书只有三百一十九个字，却每一句都经过了反复斟酌。

诏书开篇说“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把局势的起因说成是起义导致的动荡，而后才“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接着承认“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最终落到“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

但诏书里最关键的一句话，是袁世凯的人加进去的。南方革命党人事后质疑，袁世凯在诏书上擅自添上了“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语。胡汉民坚称系袁自行添加，一旦公布则为时已晚，清朝遗言“无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改之理”。这一句话，把清帝退位后的政权交接，从南方革命党手中悄然转移到了袁世凯手中。
四百万两与一句尊号
诏书颁布的同时，《清室优待条件》一并宣布。条件规定，清帝退位后仍保留“皇帝”尊号，仍住在紫禁城，民国政府每年拨付四百万元作为日常经费。清廷贵族保留爵位，享有与民国国民同等的公私权利。这份优待条件的出台，名义上是为了减少社会动荡、平稳过渡，实际上也是袁世凯与南方谈判时用来安抚清室的一张牌。

退位的决定是隆裕做的，诏书是张謇写的，但真正的主导者是袁世凯。他一面以清政府为工具压迫革命党，一面又借革命力量威逼清政府交出权力。两边同时用力，最终把自己推上了那个空出来的位置。
养心殿的最后一天
养心殿里那场朝见，隆裕颁完诏书后对袁世凯说了一句话，据记载是：“嗣后一切事件，都任卿等主持。”这句话说得很轻，但分量很重。从秦始皇开始的两千多年帝制，在一个女人的眼泪和一个六岁孩子的沉默中结束了。

诏书的最后一段写着：“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隆裕和溥仪后来确实“退处宽闲”了，但“长受国民之优礼”只维持了十二年。1924年，冯玉祥的军队把溥仪赶出了紫禁城。诏书里那些体面的字句，在枪炮面前和废纸没有两样。

但诏书本身还是做了一件事：它以最少的代价，完成了一次王朝的更替。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两千多年“主权在君”的王朝政治就此终结。诏书里的每一个字，都是各方力量反复拉锯后留下来的痕迹。袁世凯加的那一句，张謇写的那一段，隆裕流的那几滴泪，全部凝固在那三百一十九个字里。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最大的转折，落在纸上，不过薄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