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日本关东军在东北设立的731部队，以医学研究名义掩盖生物武器开发，实际对数千俘虏实施残忍实验。这些俘虏中不少是女性，她们来自不同背景，包括当地中国人、朝鲜人以及流亡的白俄罗斯人。部队从1936年开始运作，到1945年结束，地点主要在哈尔滨平房区，占地广阔的建筑群内部设有实验室和牢房。
受害者被抓捕后直接送入设施，失去姓名，只剩编号。部队医生和助手系统地记录数据，却忽略人性。白俄罗斯女性作为少数群体，常被选为特定实验对象，因为她们的生理特征被视为便于观察。
历史档案显示，这些女性经历感染病菌、强制性接触和外科切割等多重折磨，最终多数在实验中丧生。部队领导石井四郎推动这些活动，强调效率而非伦理。战后调查揭露部分真相，通过幸存者和前成员口供拼凑出细节。俄罗斯档案最近转移的部分文件，进一步确认了部队对白俄罗斯裔受害者的针对性操作。
部队对女性受害者的处理从抓捕开始。宪兵队在哈尔滨街头或周边村庄搜寻目标，白俄罗斯女性多为早期移民后代，她们因政治动荡滞留当地。抓捕时不需罪名，只看身体状况是否适合实验。
一旦进入设施，她们被隔离在小牢房，日常仅供基本食物维持生命。实验类型多样，但针对女性的重点在于生殖系统和传染病传播。
梅毒实验是典型例子，医生通过注射或接触方式引入病菌，观察进展。档案中记载，一组受害者包括白俄罗斯女性，她们带着孩子一同被感染。目的是研究病菌在不同年龄和性别间的差异。孩子们年龄小，四五岁或六七岁，也成为数据点。
感染后，受害者出现溃疡和发热，医生定期检查，却不提供治疗，只记录症状恶化。这样的过程持续数周，直到受害者身体崩溃。
除了感染，部队还进行冻伤研究。受害者暴露在极寒环境中，四肢浸入冰水或置于户外。白俄罗斯女性因皮肤特征被选入这类测试，医生测量时间和温度对组织的破坏。坏死部位被切除分析，没有麻醉。
历史资料指出，这些测试源于部队对冬季作战的准备，但实际造成永久损伤。另一类是高压模拟，受害者置于密闭舱，压力变化导致内出血。
女性受害者在此类实验中比例不高，但记录显示她们的耐受数据被单独归档。部队还测试毒气效果，将受害者关入室中释放气体，观察呼吸系统反应。
白俄罗斯女性偶尔出现在这些记录中，她们的欧洲血统被视为对比样本，与亚洲受害者数据并列。
活体解剖是部队最臭名昭著的实践。受害者清醒状态下被固定，医生切开身体取出器官。孕妇特别受关注，前成员回忆对孕妇的解剖，目的是查看胎儿发育和病菌影响。白俄罗斯女性中，有些在设施内被强制怀孕，通过部队内部安排。怀孕后，她们成为垂直传播研究的材料，胎儿在子宫内暴露于病原体。
解剖时，医生直接开腹，提取样本。战后东京审判虽未深入追究，但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审判曝光了这些细节。十二名部队成员被判刑，他们的供述包括对女性受害者的描述。俄罗斯档案中，加藤恒则的笔录提到类似操作，他作为队长协调抓捕和实验。
部队内部有女性工作人员参与，她们多为护士或助手。战后一位名为石井丰的护士公开过经历，她在东京相关医疗机构工作，帮助处理尸体残骸。2006年，她透露埋藏人体部位的事，引发日本政府挖掘。她的陈述虽不直接涉及哈尔滨，但连接到部队网络。
其他女性助手在设施中负责准备器械和记录，间接支持实验。部队不分性别要求服从，女性员工也需遵守保密。
历史研究显示，这些女性后期常受良知困扰，但当时她们执行任务无异于男性同事。白俄罗斯受害者的遭遇通过这些辅助角色记录下来，形成档案。
受害者来源多样，白俄罗斯人多从哈尔滨的白俄社区抓来。那社区源于十月革命后移民，人口数万。部队视他们为潜在间谍，抓捕频繁。女性被抓后，孩子常一同关押，增加情感压力。实验设计利用家庭纽带，观察心理影响。病菌测试中，母亲和孩子同时感染，医生比较传播速率。
历史书籍如《死亡工厂》详述这些案例，作者谢尔登·哈里斯基于解密文件撰写。书中指出，白俄罗斯女性的数据用于完善生物武器，针对苏联边境。部队还实验性病疫苗，受害者作为测试体，注射后观察抗体形成。但多数失败，导致死亡。
战后处理揭示更多罪行。1945年苏联进军，部队焚毁证据，释放毒气杀灭剩余受害者。幸存文件散落，美军获取部分数据，用于自身研究。1947年，美方豁免石井四郎等人，以换取情报。这导致真相延迟曝光。
俄罗斯档案持续解密，2025年转移的文件包括对白俄罗斯受害者的提及。加藤恒则供述抓捕细节，他承认部队针对特定民族。受害者总数估计超过三千，女性占显著比例。白俄罗斯社区战后锐减，许多家庭因部队行动破碎。
当今纪念馆在哈尔滨平房区设立，展出器械和档案。游客可查看复制文件，了解女性受害者命运。俄罗斯和中国合作，推动历史教育，避免遗忘。日本政府态度保守，未正式赔偿受害国。
学者呼吁更多研究，挖掘埋藏真相。白俄罗斯后裔团体偶尔发声，纪念先辈。部队遗留影响深远，提醒战争中科学被扭曲。真实记录强调，受害者不是数字，而是有血有肉的人。她们的遭遇警示后世，防止类似悲剧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