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接受记者采访
编者按：人们一向推崇吴佩孚在抗战期间表现出的民族气节。笔者近来翻阅史料，发现传说与史实存在较大出入。吴与日伪接触极为密切，虽不具备汉奸之名，但严格意义上讲几乎与投敌无异，其长期以来的所谓抗日形象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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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人下水的“土肥原工作”
从1937年底开始，日本先后扶植王克敏、梁鸿志、德王成立了“华北临时政府”、“维新政府”、“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3个伪政权。对其进行加强、稳固的基础上，日本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妄图成立一个管辖三地的“中央政府”。
该委员会对外称土肥原机关（或竹机关），由日本陆军土肥原中将负责，津田静枝中将、坂西利八郎中将分别代表海军和外务省予以协助，办事处设在上海，预算经费1000万日元。重点拉拢引诱失意的北洋军阀政客唐绍仪、靳云鹏、吴佩孚下水，史称“土肥原工作”。
土肥原贤二
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人。第三批留美幼童，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曾任清末驻朝鲜总领事、全国铁路公司总督办、邮传部侍郎、南北议和北方代表，民国首任内阁总理等职。鉴于其地位和影响，抗战爆发中日两国均对寓居在上海的唐做了大量工作。唐与日方确实有接触，但并未实质投敌。1938年5月21日，孔祥熙的私人政治顾问、代号南湖的胡鄂公致孔令侃密电称，唐绍仪表示：
我认为中日议和，第一，要停战，如若战都不愿停，而说议和，岂不是欺人之谈？所以，议和时，第一要停战。第二，议和谈判时，要双方声明将以前所成立的各种协定一概取销，重新再来。因为不如此，你这个和议协定成立后，他今日来个廿一条是这样的，明日又来个淞沪协定、梅何协定是那样的。所以和议谈判时，要将以前所有的协定一概取销国民党一层，我们要问他，是不是要反对每一个中国人呢？他是因为国民党抗日才反对的，中国人也是抗日的，他是不是也要反对？设若他说一到议和成功就不反对中国人，你告诉他，国民党也是中国人呢。和议成功，国民党也就不抗日了。这样一来，他当然就不要反对国民党了。
1938年9月30日上午，唐绍仪在家中被刺客用斧头砍成重伤，待身边人员赶来时，“唐已人事不知，斧头还嵌在头上”，当即将其送往医院。由于流血过多，加上年迈体衰，唐于下午4时去世。
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
两天后，孔令侃得密电称：
刺唐之谢志磐，系苏浙行动委员会委员，即蓝衣社干部分子。
今井武夫回忆，唐绍仪被杀几天，在上海家中秘密会见了土肥原。这次见面，或许是唐被刺的直接原因。
抗战爆发后，唐虽一度态度摇摆，但始终未公开投敌。国民党方面并没有掌握具体证据，反而是于1938年10月5日，以国民政府名义对唐绍仪进行褒奖，拨付治丧费5000元，并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
靳云鹏，字翼青，山东邹县人。早年入袁世凯新建陆军，后历任哨长、新建陆军随营武备学堂教习、督练公所提调、新军19镇总参议，民国后三次任内阁总理及陆军总长等职。日本方面认为靳云鹏可能响应土肥原的号召，但靳的态度出乎日本人意外，今井武夫称“在具体进行中毫无进展”。靳以口水洗脸、胡言乱语等装疯方式应对日伪拉拢，保住了晚节。1951年在天津病逝，终年74岁。
三任民国总理的靳云鹏
据靳妹之孙高汉回忆，1937年底岗村宁次到靳宅拜访，请其出任伪职，遭到靳的拒绝：
冈村用威胁的口吻说：“你不出来，我无法对天皇交待。”靳云鹏说：“好交待”。接着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说：“你把这个拿去，不就交待了吗。”这时气得冈村拿起茶杯就摔在地上，靳云鹏毫不示弱，也拿起茶杯摔在地上。
作为亲属回忆，是否有演绎成分，不得而知。
吴佩孚与日、汪往来不断
唐绍仪死后，吴佩孚成为“土肥原工作”的重点。
吴长期以来有着“统一中国”的政治野心，即便坐困北平仍然摆着“大帅”的派头。陶葊回忆，吴“平素说话，是什么大就说什么，好强求胜之心溢于言表”。吴晚年谈起时事经常说：别人“无”有办法，我是“吴”有办法，我吴佩孚对国事是有办法的。只要我一声号召，马上大军就可云集。
吴与伪政权的联系前文已有所涉及。见到土肥原派到北平的大迫通贞少将和冈野增次郎（吴在洛阳时期的日本顾问）后，吴表示：“事变若由余来调停，大概可望得解决”，但前提是在调停之前，“先行培植一势力”，组织军队和政府迫使重庆“接受调停”。“若蒋介石 不听调停，则可把新政府之行政区域，扩至重庆以解决事变。”
吴的态度很明确：可以出山；军队和政府由自己组织。土肥原是“中国通”，自然清楚段祺瑞当年搞“西原借款”的教训。他与张之洞之子、曾任伪满外交大臣的张燕卿一起笼络了40多个汉奸，搞出一个“和平救国会”，请吴出山。1939年1月30日，发布《和平救国会宣言》，号召
同志共同组织和平救国会，敦请吴佩孚先生出就绥靖委员长，以抚辑党府各军。庶和平早日可现，政局早日可安，用极诚恳之意与邻国敦睦邦交，以保持东亚和平之福。······延将绝之国命。同胞幸甚！中国幸甚！
张之洞之子张燕卿
次日，即在什锦花园召开记者招待会，逼着吴在媒体面前公开表态。吴自然不肯轻易就范，抛开日本人准备的稿子，按照自己的设想发表了讲话。
《决胜周刊》第24期发表署名文章《关于吴佩孚之通电》，将吴出山的三个先决条件总结为：真正之实力、适当之处所、政治实权。接着又对吴的讲话进行了深入分析：吴“不愿为日最高军事领袖之傀儡”；“以北平为建设政府最适宜之地点”；“渠所领袖之政府，其权力应在中国境内所有傀儡政府之上”。
这些条件日方自然不肯接受。他们需要一个俯首帖耳的汉奸傀儡，谁也不愿意花钱请一个“太上皇”供起来。汪崇屏曾经提醒吴不要玩火，
“人家是国家，我们是个人，实在无法硬抗。不出山就说不出山好了。犯不着玩弄人家。”吴说:“你们不要管。”
1939年6月3日至7月5日间，吴与冈野增次郎、大迫通贞等频繁接触，不断释放“橄榄枝”。
6月3日，吴对冈野称：“吾人最后之决心已定”，待大迫回北平之后，“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6月7日，吴对冈野称：“所谓要求日军之撤退，为时尚早也。······日本访问者于此点（当指要求日军撤退——译者注），则过于担忧。对余之言论未能全面理解而加以传扬。故希将此点正确向日本方面予以传达”。
6月18日，吴在张燕卿、陈中孚、符定一等陪同下与大迫、冈野等进行深度会谈。吴表示，“共谋和平乃余所希望者，且与汪先生合作以解决中日之纠纷，收拾时局，更乃余所赞同者。”“临时（笔者注：王克敏组织之华北伪政权）、维新（笔者注：梁鸿志组织之华东伪政权）两政府先将接办之名册造好送来，余接收后方能产生权力。”“即便接收临时、维新两政府，现有人员及日方人员暂时当一律任用。”同时，自己必须担任与天皇处于平等地位的中国元首，自己任命的总理、各部总长必须与日本首相和各省大臣平起平坐。这么重要的内容，大迫通贞自然要让人记在谈话记录里面。结果，第二天吴就派人找到大迫，要求删去记录中的相关内容。
根据冈野增次郎所述，吴要求与汪合作时双方应按照“吴七汪三”分配权力格局。日方则坚持汪七吴三。
7月5日，吴与冈野谈话中指出：“目前正欲调整日、满、中三国国交，以图亲善，故以居北京为便”。“正者居北京，副者居陪都可也”。
吴与汪精卫书信往来不断。
6月7日，致函汪，“窃幸与公尚有针芥之合”。“九皋鹤鸣，敢云道不孤矣。”“尊论非组织统一有力足有独立之政府，无以奠定和平，确为扼要之言，与鄙见亦正相符”。
6月8日，致函汪，“但期确能救国，与彼此共同宗旨”，“审度情形，与公同追止也”。
9月3日，致函汪，“屡聆雄谈”“不徒使人神移意远”。
如果将上述谈话、书信中吴的名字隐去，斯人确凿汉奸矣！
吴佩孚之死再议论
1939年12月4日，吴在家中突然去世。关于吴之死，主流说法是日本人借吴患牙疾之际将其暗杀，相关回忆文章多诸于世，本文不再赘述。到了1995年，曾任军统国际密电室主任的李直峰撰文称，重庆方面掌握了吴日勾结的确凿证据，派军统人员将其暗杀。文章发表后，引起不小的轰动。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专门发表文章、公布档案资料予以反驳、澄清。
绝大部分学者认为李直峰的文章是孤证，只能存疑。
唐绍仪与吴佩孚相较而言，唐只是个政客，终其一生未曾领军。吴则完全不同，作为直
系首脑，在北洋军政两界享有一定人望，旧部遍及各地，在四川期间生活用度一切开支均由杨森等川军将领供给即是力证。一旦吴若附逆，所造成的影响和危害是唐不能比的。系统考察吴佩孚抗战期间的言论，并不像他一向标榜的关岳所为。
对吴成见颇深的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中所述不无道理：
吴佩孚因牙毒入脑身亡，还有人说他被人谋害中毒，并称他不入租界为好汉。不知日本若允他练兵，他早已袍笏登场。他的得保晚节，实拜一牙所赐也。
笔者认为，不排除军统暗杀吴的可能性。
伪蒙军总司令李守信在解放后的一段回忆，或许可以为考察吴死于军统提供一点线索。1939年李到北平治病，通过热河原代理都统谭庆林向吴致意，如有困难自己愿意提供帮助：
隔了一两天，谭庆林又来找我。谭说：“玉帅（笔者注：吴佩孚字子玉，时人尊称其为玉帅）想叫你用绑票的办法把他接出北京。城里城外得五百人才行。因日本人碰了他的钉子，已经老羞成怒。他急于逃出虎口。”我听了以后，非常兴奋而焦急。兴奋的是我如果把吴捧出来抗战，一定在中国惊天动地，不仅洗刷了我叛国的污点，并且政治上亦有远大前途。焦虑的是此事须要身中策划，不能轻举妄动，需要很好准备才行。
伪蒙军总司令李守信
李回到归绥后（今呼和浩特）便着手筹划此事。未及行动，即传来吴佩孚死讯，此事不了了之。后来，李花14万大洋把“卓王府”买了下来，和吴佩孚遗孀张佩兰成了街坊，两家时有走动。
张佩兰曾对李详述吴死亡当天的情况：吴病后不能起床，
有一天，齐燮元和齐手下的一个少校军官，领来一个日本医生，上楼叫吴的夫人签字，要给吴动手术。吴的夫人不签，他们却走到楼下给吴开刀，吴的夫人听到吴在楼底下呵呀了一声，从楼上跑下来一看，吴已血管被横割破而断气。那个随齐而来的少校军官以后跑到西安胡宗南那里，吴的夫人除了痛恨齐燮元和日本人，并对此人的来历，也感到非常怀疑。
李回忆中还提到，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夫妇到北平视察，蒋让宋美龄到吴府上探望张佩兰：
对吴的暴卒经过，询问甚详。吴的夫人因齐燮元已经扣捕解往南京，还曾请蒋通缉那个跑到胡宗南手下的少校军官。但等了好长时间没有一点下文。
拟帮助吴逃出北平一事，或许有李为自己粉饰的可能。但将齐燮元手下的少校军官、蒋宋对吴暴卒过程超乎寻常的关心，与李直峰回忆相互对照，不能不令人产生一定怀疑。期待将来有进一步档案材料问世，能够还历史一个真相。（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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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1.《“吴佩孚工作”档案资料》
2.《今井武夫回忆录》
3.《土肥原秘录》
4.《李守信自述》
5.《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
6. 文史资料选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