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这句载于《左传》的古训，不是简单的道德说教，而是贯穿千年的历史定律。它在春秋的烽火中诞生，又在无数权力游戏的终局里反复得到印证，揭示着不义之举与自我毁灭的必然联系。

春秋鲁隐公元年，郑国上演了一场兄弟相残的闹剧。郑庄公因出生时难产被母亲武姜厌恶，弟弟共叔段则备受偏爱。庄公即位后，武姜不断为共叔段索要封地，从险要的制邑到富庶的京邑，庄公始终“应允”。大臣祭仲多次警示“京邑超标，国之害也”，庄公却以“多行不义必自毙”回应。共叔段得寸进尺，先是命边境两属，继而扩张至廪延，最终修城备兵，企图与母亲里应外合偷袭都城。可当他举兵之时，京邑百姓倒戈，庄公轻易击溃叛军，共叔段逃亡共国，落得身败名裂的结局。

共叔段的覆灭，是源于自身的贪婪无度，还是庄公有意纵容下的必然？ 答案或许藏在庄公 “待之”的隐忍里 —— 所有看似偶然的崩塌，实则都是不义行为持续积累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总有后来者重蹈覆辙。东汉末年的董卓，用更惨烈的方式诠释了“自毙”的内涵。公元189年，他借平定十常侍之乱入京，凭借三千兵力伪造军容震慑朝野，开启了权臣乱政的时代。他废立皇帝、毒杀太后，宴会上以虐杀俘虏为乐，甚至掘开帝王陵墓掠夺财宝，迁都长安时驱赶百姓，致十万余人死于途中。陈寿在《三国志》中怒斥其 “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这样的评价成为他一生的注脚。最终，这位不可一世的权臣在未央宫外被义子吕布斩杀，尸体被弃于街头，百姓在其腹上插灯芯点为 “天灯”，全族尽灭。

所有看似突然的崩塌，实则都有漫长的铺垫。共叔段的覆灭始于对边界的突破，董卓的败亡源于对人性的践踏，宇文护的灭门则是弑君专权的直接后果。他们都曾手握权柄，却将权力当作放纵欲望的工具，在“不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被自己制造的危机吞噬。

“不义不暱，厚将崩”，庄公的这句话道破了本质：脱离道义的积累，终将如筑在流沙上的高塔。历史从未缺席审判，只是有时会晚到。那些藐视规则、践踏底线的行为，终将成为反噬自身的利刃。

共叔段的故事提醒我们：在这个机会与陷阱并存的世界里，真正的智慧不仅在于知道什么时候前进，更在于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止。

或许，我们都应该时时自问：我的行为是在积累真正的价值，还是在堆积未来崩塌的隐患？这或许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留给后人最珍贵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