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月,长沙市委代表蒋新祺去看望华国锋,交谈中,已从不过问政治的华国锋突然说道:“工厂问题比较多啊,特别是下岗职工,他们许多都很困难,有的一家几代在一个厂工作,工厂不行了,他们拿不到工资,生活没着落,很困难呢,这些工厂、职工,从前是为国家做了贡献的,我们不能忘记他们,要想办法解决下岗职工的困难!”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98年,在北京的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长沙市委派来的代表蒋新祺,正在拜访这座院子的主人,而早已淡出政治舞台的华国锋,谁也没想到,这次看似寻常的拜访,话题会突然转向那个年代最疼的一根神经。 那几年,国企改革的浪潮正猛,官方数字说1998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口571万,可谁都知道,实际被卷入下岗潮的职工,远不止这个数,起码超过了1200万。 这串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家庭的生计难题,老工业基地尤其艰难,东北、湖南都是重灾区。 并且一家几代人捧着一个工厂的铁饭碗,可工厂突然不行了,工资发不出,生活立马就没了着落,沈阳的工人村甚至挂出了“我们要吃饭”的横幅,上海纺织厂的女工们在车间里抱头痛哭,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搅局,通胀压力不小,失业问题就显得格外刺眼。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客厅里的谈话气氛变了,原本闲谈家常的华国锋,眉头一下就皱紧了,声音也透着一股少见的急切:“工厂问题比较多啊,特别是下岗职工,他们许多都很困难,有的一家几代在一个厂工作,工厂不行了,他们拿不到工资,生活没着落,很困难呢!” 甚至华国锋说的都是大白话,没什么理论,也不分析政策,就是一个退休老人最直接的反应。 在话音落下,屋里很静,华国锋拿起手边的搪瓷茶缸,这是六十年代湖南湘潭地区的民兵比武纪念品,上面的红字早就淡了,磕碰露出的黑疤倒有十几处。 这只茶缸,跟他卧室里那顶用了三十多年、补丁摞补丁的夏布蚊帐一样,都在无声地印证着主人的底色。 在平日里,这位老人很平静,聊书法、聊葡萄,他一脸闲适,说起张家界的山,也只是微笑;偶尔有农民在外地认出他,他也只是点点头。 可是一聊到下岗工人,华国锋整个人就像被点着了,他甚至当场背起了郑板桥的诗,“疑是民间疾苦声”,紧接着就追问蒋新祺,长沙那边有没有职工上访,情况怎么样。 并且蒋新祺后来在回忆录里感慨,华国锋的这种关心,不是官员对下属的垂询,更像一个老街坊在替邻居发愁。 这种情感不是凭空来的,他提起过一件事,有个素不相识的陕西老工人给他寄了张全家福,照片背后就七个字:“华政委,厂子没了。” 据说,这七个字让华国锋罕见地红了眼眶,他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在跟工人和农民打交道,从山西的游击队到湖南的地委书记,他太清楚普通人过日子有多不容易。 即便退下来这么多年,他还是保留着看地方内参的习惯,书房里堆着各地送来的材料,其中一份湖南苎麻厂的简报,说女工们只能用厂里生产的夏布蚊帐抵工资,那段文字被他用铅笔划了重重的线。 这是经济转型的代价,对他来说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数字,而是具体的面孔和双手,他记得湘潭电机厂的劳模站在主席台上领奖时的样子,也知道流水线上那些皲裂的手是什么温度。 所以,当蒋新祺提到长沙正在搞再就业培训时,华国锋立刻就问,教不教电脑技术,听说开了个家政服务课,他又沉默了。 这位晚年生活异常低调的老人,不写回忆录,也不再公开谈论政治,他的价值排序,其实就藏在那句“发展可以慢,民生不能等”里。 现在回头看,华国锋那句“不能忘了他们”,倒像一句朴素的预言,后来,庞大而精密的社会保障体系确实建立起来了,再就业工程、最低生活保障、医疗和教育改革,一步步地为经济转型带来的阵痛提供了制度缓冲。 只不过,驱动这些政策的,究竟是老人院子里这种朴素的良心,还是维持社会运转的必要成本,就不好说了,政策的温度,终究要看执行的人,心里是不是还装着那些具体的、正在挨饿受冻的人。 当二十多年过去,西黄城根9号的葡萄架,想必依然年年结果,而当年那场对话里一个老人的焦虑与牵挂,早已融进了覆盖数亿人的社会保障网,这张网,今天仍在守护着每个普通人的日常冷暖。 【信源】文史博览---皇城根下,听华国锋讲不为人知的往事|口述
1948年底,刘伯承和陈毅到达西柏坡。当晚,毛主席就对陈毅说,上海解放了,你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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