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粟裕将军因脑溢血长期住院治疗，期间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尽管公务繁忙，仍抽空带着儿子陈小津（左一，戴眼镜者）来探望老首长（如图）。 1981年春天，粟裕住院了。那年他七十四岁，年纪已高，身体不好，脑溢血和脑血栓轮番找上门，医生安排了长期住院观察。 对别人来说，这种病一犯，怕是要老老实实歇着，闭门养病，连说话都费劲。但粟裕不是别人。 进了医院之后，他的精神状况出人意料地稳定。 躺在病房里，不像是在休息，倒更像临时转移到了另一个战场。 枕边放着几本军事理论书，床头柜上摊着地图，偶尔还要让护士帮忙把资料翻出来。 医护人员原以为老将军进来，是要专心静养、谢绝打扰的，结果没几天，床边的人就络绎不绝，有来看望的老战友，有部队来的年轻军官，也有几个抱着资料本、愁眉苦脸的军史编撰人。 有一次，一个叫张照远的副主编，负责《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相关章节的撰写，来医院请教粟裕。 他不是打过仗的人，光靠翻档案、看报告，很难把握那些实战中瞬息万变的战役逻辑。 粟裕一听，说行，来得正好。 也没让人把访客往外请，反倒精神头一提，吩咐把椅子搬来，拉过一张草图，边看边讲。 那场对谈后来被人记了下来，一共九条，后来大家都叫它“粟裕兵法”。 不是粟裕自己起的名字，他从没想过给自己的经验总结封个金匾，但这些话确实掷地有声，句句都是打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 讲的人坐在病床边，背靠着枕头，说得有点吃力，可思路极清晰，语气一点不含糊。 听的人一边录音一边记笔记，生怕漏了一个字。 这九条并不玄虚，通俗得很，可里头装着的，是整个战役筹划的底子。 他最先强调的，是战略全局意识。 大仗不同于小冲突，一旦动员上万人参战，牵一发而动全身。 战役想赢，光靠局部拼劲远远不够，必须从最开始就立好棋盘。他反复说，不能见子打仗，不能仗打一半才想起目标在哪。 他自己在解放战争中经历的多场大会战，都是靠这种“先布大局，再动细节”的打法才赢下来的。 第二条，说的是首战务必大捷，这不是一句空话。 人心这个东西，打仗时比枪炮还管用。 第一仗要是输了，士气一下塌掉，后面哪怕战略再高明、兵力再雄厚，也难打回来。 再往下讲，就说到了“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 敌强我弱的时候，不能硬拼，要会用局部优势调动整体节奏。他把自己在华东战场的几次突袭细节讲得很细，说白了，就是要把敌人牵着走，趁其不备、打其虚弱。 那些看似冒险的调兵，其实每一步都算得死死的。 有一条让听者记忆特别深的，是他讲到“失利不可怕，关键在调整指挥重心”。 他说指挥官不能躲，越是局面不利，越要挺住核心指挥，稳住节奏，才能拉回来。 他讲到因地制宜时用了个比喻，说战术像衣服，得看场合穿。 山地、平原、水网、城市，每种地形都需要调整打法。部队也不是复制品，每支都有自己的性格和节奏。 兵贵神速，也贵精准。 还有一条，是他特别反复强调的：前线指挥不能中断。 他说：“打仗不能靠预判，得靠实时。”过去通信落后，哪怕一根电话线断了，都可能改写整个战局。所以哪怕在敌火压制下，指挥所也要往前推。 他自己在战斗中多次坐镇前线，有一次差点被流弹伤到，但就是因为他前移了指挥点，才及时把两个纵队的路线调整过来，避免了误入死地。 剩下两条，一个是关于伤亡补充，一个是关于后勤保障。 那一天之后，张照远带回去的，不只是九条“兵法”，更是一位将军的整套思考体系。 这不是办公室里想出来的结构图，是从战壕里捡回来的经验。 粟裕讲这些，不是为了留名，也不是为了炫耀。 他是真的放心不下下一代人写的那些“纸上谈兵”，怕他们脱离了战场逻辑，只看数据，不懂血肉。 说起来，粟裕晚年不止讲兵法这一次。 身边人多次劝他写回忆录，楚青也劝过。她是他的妻子，也是人民日报的老记者。 她觉得粟裕不该把这些宝贵的经验都带走，该留下点文字。 当时国内很多开国将领都陆续开始写自己的回忆录，粟裕却一直拖着，说自己没那种写书的本事，也怕被人误会是邀功。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生前极少受访，也从不主动讲功绩。 直到有一天，他偶然听说军校里将帅的回忆录可能会列入教材，那一刻，他沉默了很久，之后便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 没人催他，他自己悄悄地翻旧档案、整理地图，把那些当年打仗的路线重新画出来。 他对细节要求极高，每一场仗都不只写过程，还要交代前因后果，兵力部署，战术转折。 他说这不是给自己立碑，是希望后人能看明白仗是怎么打的。 写了没多久，病情就反复起来。 很多稿子写了一半，实在写不动了。 有些战役他只列了提纲，有些甚至连笔都没动。他最放心不下的是淮海战役，那是他指挥生涯的高峰之一，但因为写到一半身体恶化，他始终没能落笔完整。 他去世后，楚青和他身边的秘书朱楹花了好几年，把这些散稿、讲话记录、旧信件一一翻出整理。 1988年，《粟裕战争回忆录》出版，朴素封面，没有浮夸文字，像他这个人一样安静、稳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