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9日，毛主席在山东视察，与长征时做过警卫员的陈昌奉上校亲切交谈。他当时担任潍坊军分区司令员，于1964年晋升为大校军衔，担任过江西省委常委、书记。 江西宁都，一个在地图上并不起眼的小县，却出了许多红军老兵。 1915年陈昌奉就出生在那儿，他家境贫寒，小时候常年帮家里放牛、打柴，打小就挨惯了日子。 1929年，红军队伍打进宁都，14岁的他瞒着家人报了名，当了兵。 他年纪小，没枪没职务，就跟在队伍后面递茶送水。 谁也没想到，他后来会成为毛主席身边最早的一批警卫员。 1930年，毛主席在江西指挥红一方面军反“围剿”时，身边缺个年轻机灵、能打杂又值得信任的人。政委周以栗看中了陈昌奉，说他聪明、胆大，不怕吃苦，就把他送到了毛主席身边。 从那天起，年仅15岁的陈昌奉成了毛主席的“红小鬼”，随行生活照料、传达命令、跑腿办事，全包了。 陈昌奉跟着毛主席参加了从第一次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全过程。 战火中，毛主席经常通宵工作，批电报、写指示，陈昌奉就在一边趴着睡。 等主席忙完，拍拍他叫他起来，两人换个位置，他再躺下。毛主席抽空会教他认字、讲些做人的事理。 后来长征开始，他照样陪着毛主席翻雪山、过草地。 一次行军，他脚起了血泡，实在走不动了，毛主席从自己干粮袋里拿出一颗糖递给他，说：“小陈，再忍一下，前面有水。” 1937年，长征结束，红军到了陕北。 陈昌奉已经22岁了，组织上希望他能去担点独立的工作。 毛主席点头，说小陈吃过苦，是块材料。很快他被调去当了公安处训练班的主任，又转任延安公安局分局长。 这一走，他就离开了毛主席身边。 他从公安干警干到公安干校干部，再到山东济南公安六分局局长，后来担任潍坊军分区副司令，再到江西省军区司令，直到江西省委书记。 这一路的履历，真不是靠关系提拔出来的。 他没上过正规军校，不会洋文，也不擅长官场话语。就是凭着实打实的战场磨炼和毛主席教下的“做事凭良心、做人靠担当”，一步步干上来的。 1955年，他被授予上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大校。 当时军内有人说，他不够学历、缺理论，不该晋衔。 但老干部都知道，这个“红小鬼”是跟毛主席睡过草地、扛过枪、走过长征的人，吃的是战争的饭、打的是血的仗。谁敢小看他？ 长征途中有件小事，陈昌奉一直放在心里。 那年队伍到了云南柯渡坝丹桂村，借住在一户大户人家。 他和毛主席住在一间屋子里，晚上他帮着收拾行李，忽然看到桌子上有个小闹钟。 那个年代，钟表是稀罕物。 陈昌奉心里想，有了这个闹钟，以后行军时就不会误时了，也算是“捡点方便”。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部队就开拔。 他偷偷把钟放进了干粮袋里，以为不会有人发现。 走到半路，毛主席忽然听见袋子里“滴答滴答”响，就问他：“小陈，这是什么？”他支支吾吾地说是路上捡的。 毛主席一听脸沉了，说：“捡？你看清楚是谁家的？”一番追问之下，真相全露。 毛主席当即下令：“原地不走，把钟送回去。”可当时后面有追兵，来不及返回，身边的干部便劝：“算了吧，小事一桩。”毛主席皱了眉，最后说：“那就寄放在老乡家里，写张字条，让他们交还主人。” 事后，他把陈昌奉叫到一边，没有大声训斥，只说了一句话：“做事不能心虚。” 这件小事，对陈昌奉打击不小。 他觉得自己丢了脸，也愧对毛主席的信任。回到驻地，他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差点掉眼泪。 后来他说，那一刻他就下定决心，以后不管多小的事，都要光明正大。 从那以后，他再没犯过类似的错。 陈昌奉离开毛主席身边之后，再见面已经是1958年。 那年毛主席南下视察，到山东济南军区驻地，途中停在潍坊。警卫员在门口报：“潍坊军分区副司令陈昌奉前来汇报。”毛主席一听，乐了：“是小陈？进来，快进来。” 两人一见面，毛主席上下打量他说：“哟，官不小嘛！”陈昌奉当场笑着敬礼，说：“主席，都是您教的。”毛主席拉他坐下，单独谈了半个小时。 这次见面对陈昌奉来说意义重大。 他说自己本以为毛主席早已不记得当年的“红小鬼”，没想到连他老家的村名都还记得清清楚楚。 毛主席问起他家的情况，说：“那时候我们常在你村子边的稻草棚里躲夜巡，还记得那口老井。” 从潍坊一别之后，两人再无机会相见。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当天夜里，陈昌奉在家设了灵堂。 他披麻戴孝，跪了整整一夜。身边人劝他休息，他摇摇头说：“我跟他走过泥泞雪地，吃过一锅饭，扛过一条命。现在他走了，我不送一送，睡不下去。” 送别之后，陈昌奉没再多谈毛主席。 他很少讲往事，也不摆老资格。但每逢纪念日，他会独自坐在屋里翻那张合影。 有次江西老战友聚会，大家起哄让他讲讲“主席当年有没有批评过你”，他苦笑一下：“批评？骂过，训过，但那是我最受用的东西。” 1986年冬，陈昌奉因病去世，享年71岁。 他走得很安静，临终前只说了一句话：“我要是还有机会见主席一面，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