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大怒:“这是奴才时期才会有的思想,怎么现在还会有这样的人?”为什么毛主席会如此愤怒,之后还直接撤销了两位卫生部副部长的职位,就是因为这两个人决定消除中医。
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汇报工作时,表示:“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这一表态凸显了中医在毛泽东心中的重要地位。与西医相比,中医药学具有更为深厚的人文背景,其发展扎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医的有效性通过两千多年的实践已经得到验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组成部分。 毛泽东一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重视中医药学的传承和发展。中医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毛泽东始终关心它的保护和发扬光大。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都非常注重中医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国家的经济状况、卫生资源的匮乏以及人民健康需求的巨大差距,毛泽东对如何发展中医事业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并进行了精辟的论述。 他与中医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由于当时的环境条件十分艰苦,毛泽东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病情严重时,手臂几乎无法举起。尽管他服用了大量西药,但疗效并不显著。当地的一位开明绅士李鼎铭是一位知名的中医,曾前来杨家岭看望毛泽东。李鼎铭在为毛泽东诊脉后,信心满满地表示,只需服用四副中药,病痛便会消失。毛泽东服用了李鼎铭开出的药方后,病情果然迅速缓解,胳膊活动自如。 这一亲身经历让毛泽东深刻感受到中医药的疗效。很快,中医中药就成为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疗方式。李鼎铭也积极投身到八路军的医疗工作中,培养了大量的中医人才,这些中医人才活跃在各个战斗部队中,为革命事业的推进提供了重要支持。
1954年的一天,一场关于中医存亡的风波在北京掀起。当时的卫生部办公楼内,毛泽东主席的声音充满愤怒:"这是奴才时期才会有的思想,怎么现在还会有这样的人?"这句充满震怒的质问,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这场风波源于卫生部两位副部长提出的一项决定:逐步取消中医,全面推广西医。这个决定一经传出,立即在医疗界和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中医界的代表人物纷纷表达了他们的忧虑和不满,认为这样的决定将会对中国传统医学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当这个消息传到毛主席耳中时,他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在会议上,毛主席严厉批评了这一决定,指出这种做法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尊重,是典型的崇洋媚外思想。他认为,这种想要全盘否定中医的做法,反映出一些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应有的自信和认识。 事态发展迅速,很快就有了明确的处理结果。两位提出废除中医决定的卫生部副部长被撤职。这个处理结果在当时的医疗卫生系统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同时也向全社会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医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 这一事件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全国掀起了一场保护和发展中医的热潮。各地纷纷加强了对中医药事业的支持力度,一些原本可能被搁置的中医院建设项目重新启动,中医药教育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和发展。
1913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并于次年随着学校合并进入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段求学期间,毛泽东留下了大量的手迹,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讲堂录》。这本笔记详细记录了他在课堂上听课时的内容,涵盖了国文课和修身课的笔记,总字数超过一万字。 在《讲堂录》中,毛泽东曾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大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这是毛泽东在学习《西师意〈实学指针〉序》后所作的笔记,也是目前可以考证的毛泽东关于医学的最早论述之一。 毛泽东曾提出,“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自西医传入中国以来,中医药一直面临着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取得立足之地的困扰。毛泽东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中西医的结合。他强调,不能简单地排斥中医或过分依赖西医,而是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发展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上对中医药的轻视和排斥现象一度严重。人们普遍认为中医不够科学,甚至有“中医开倒车”的声音,这一思想对中医药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毛泽东对这种片面、错误的态度保持警惕,并着手纠正这一倾向。他力主中西医结合,推动中医药的发展,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 1972年,毛泽东亲自见证了中医针灸在医学上的应用,特别是“针刺麻醉”的神奇效果。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时,亲眼目睹了中国医生用针灸进行麻醉,进行肺切除和颅脑肿瘤手术,病人在手术过程中保持清醒。尼克松对此感到惊讶,并在访问结束时带回了《针刺麻醉》一书。此后,针灸在美国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成为了“中医热”和“针灸热”的催化剂,进一步促进了中医药的全球传播。
吉檀迦利
中医名声不好,是因为神棍太多,真有本事的少之又少。